专业知识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13页（7522字）

如果说科学知识的形成和解释主要取决于谁参与磋商，那么在职业性的专业知识中出现的问题要比迄今为止技术统治论的批判者所想像的还要严重［参见弗歇尔，1990；温纳，1977］。科学论提供的洞察力如何才能改变我们对作为一种权威来源［具有社会合法性权力的权威］的科学专业知识的思考呢?

对权威的要求

哲学家曾经要求获得统治权，科学家则显得谦逊一些。只在为数不多的统治领域，科学家才像柏拉图的信徒那样，凭借工具性知识和判断共同善的能力要求获得统治权。基础研究政策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里，科学知识的拓展［无论在什么方向上］服务于人性，这样的主张潜在地为把研究项目的特殊选择权交给技术专家提供了辩护［丘宾和哈克特，1990］。然而，在前一节所描述的不断变迁的制度安排中，这一主张并不比一般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突出多少，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或大或小的目标通常要在研究者、资助机构、选举出来的官员以及最后的公共舆论中进行磋商。

除了研究政策之外，科学机构的成员长期以来认定，由于自己拥有专业化的知识，所以应该在众多政府决策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然而，虽然作为顾问多少满足了这种要求，但他们又觉得要离“政治”远一点［参见布鲁克斯和库珀，1987；戈尔登，1980、1988。］事实上，从总体上看，要求建立一个更具政治承诺的咨询网络在政治精英圈内产生的共鸣不是很强。

对于那些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寻找安全港湾的政府机构官员和政治家们来说，采用分离主义的立场显得更便捷些［布里克曼，贾撒诺夫和伊尔根，1985］。比如，在管制性政策中，官员们习惯于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以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且划分的方式也是与时俱进的［参见拉瑟夫斯基，1986］。在其他领域，官僚、职员以及政治专家通过结盟提升了政策的技术含量，从而也提升了自己的权威，并把公共讨论维持在最低限度上。比如，在武器政策中，少数参与者，其中包括技术共同体、国防项目承包人、国会委员会以及军事管理部门在设计问题时把大多数人排除在讨论之外。那些为了缓和武器竞赛而进行院外游说的、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公共利益集团，尽管它们的成员可能有高水平的技术知识，也很难穿透专业知识这层保护膜［科恩，1987；格林伍德，1990；哈姆莱特，1990b］。在具有更强的渗透性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中，这些领域为技术统治论留下了地盘。

通过论证，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削弱了人们对权威的依赖，因为任何政策领域都无法把科学与价值割裂开来，任何划定的界线都是人为的、暂时的，仅仅是为了便于达成划界者［个体或群体］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不仅仅是说，政治对科学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离开科学的种种建构来思考什么是科学压根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可能在工具性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做出区分，由于没有人能很好地给出解释，为何保守群体从体制上说比作为整体的公众更易于做出道德判断，所以社会理论家普遍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贝茨，1990；达尔，1985、1989］。那么，科学专家的贡献如何与其他人的判断整合起来，以便建构尽可能公平、英明和民主的科学密集型政策呢?

专业知识的职责

许多选举出来的官员、市民和科学家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科学专业知识作为一种中立的仲裁力量介入管制领域，从而为好的甚或“正确的”决策做出贡献。他们似乎希望管制成为一个技术统治论的领域，从而为公众确定的目标服务。然而，正如日常新闻和STS的争论研究［从核能争论到维他命C争论］所表明的，这个领域经常被一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所撕裂［比如，奈尔金，1992；理查兹，1991；斯科特理查兹和马丁，1990］。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政策制定中平衡不可通约的要素［比如成本对安全］的必要性，意味着“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的确立远非是一个可以放心地托付给技术专家去处理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微观的世界，相互冲突的知识论、管制哲学、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专家的态度在这里都如实地得到体现”［马约内，1984，第15页］。

因为存在这些因素，所以科林德里奇和里夫［1986］断言，科学对政策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有关科学知识主张的争论中，人们要么是批评过度［党派性的、背道而驰的］，要么就是批评不足［从一开始就为精英分子的指令所决定］。有些人则提出了一种具有较少决定论色彩的立场：在布里克曼等人［1985］看来，科学知识主张有时有助于争论的解决，这取决于政治结构和过程是否建构了一个可行的情境。这样看来，美国关于核能和核废料的决策符合了科林德里奇的观点，因为一些观察者注意到美国体制有一种走向铁笼子的危险，并持有种种非议［比如哈姆莱特，1992］，但是，欧洲政治过程的倾向是：“对科学证据的作用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它们所能施加的力量也比较弱……［在这里］‘专家’和党派利益集团在一个磋商的论坛上都各执其辞……由于能促成与问题有关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达成妥协，科学的不确定性常常被这种驱力所掩盖。”［布里克曼，1984，第110页］

即使在美国，政策也在演变。例如，虽然减少酸雨的法案在整个80年代都陷入僵局，但还是积聚了众多的不满，并促成了1990年洁净空气修正案。科学的分歧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僵局是被常规政治打破的——来自那些生产并使用含硫量较高煤炭的州的立法人员与那些饱受酸雨之苦的州的立法人员之间达成的妥协［布吕纳，1993］。在这些案例中，技术统治论受到了两个事实的限制：一是不同的政治选民对证据的解释是不同的，二是专家建议从整体上遭到了拒绝，因为它是与保护煤矿工人的就业这一根本的政治优先选择相冲突的。

那么，科学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贾撒诺夫［1990a］认为，“好科学的政治功能”足以保证“一个机构的科学方法是平衡的，并且它的结论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第241页］。最好是铁笼子卷起来，使管制行动在科学层面上免受解构。在议会系统中，这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潜在的异议者很少有机会参与管理规则的制定，很少能在法庭上提出有效的挑战［奈尔金和波拉克，1979］。在更为开放的美国体制中，环保署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过去在做出判断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贾撒诺夫发现，自从这两个机构学会了通过跨越科学－政治的边界来设计磋商，就(a)防止了科学判断对政治现实的反应过于迟钝，(b)阻止了那些不具有科学合法性的行为。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咨询委员会就会占据一个看似科学的领域，而管理者则拥有一个看似是政治或行政管理的领域。

然而，这类灵活的磋商能得出相对民主的判断吗?当科学客观性的正统神话大行其道之时，这并不成问题。科学家的公开演说常常“把科学描述成一种理性的、可重复的方法，它提供了对实在的正确理解，这种实在可以用可测量的公式来精确地描述，它还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客观的语言……这种语言为行动提供了可证实的基础”［弗里斯，1984，第336页］。人们相信，在任何人都能获得结果的范围里，科学“事实”都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民主审视在这里显得不那么重要。在科学的那种更具利益彩色的建构主义理解中，以科学为导向的政策制定如何能对公众广泛关心的问题做出反应呢?

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的答案是，必须使这些关注在磋商中得到有效的表现。可能的途径之一是借助于

多元主义的、相互冲突的咨询系统……［在这里］众多专家、支持者以及利益集团［开始］相互冲突……［这使得决策制定者］在应对其他专家及其支持者时能获得某种杠杆效应——通过把他们增补进来，通过援引对立的权威反对他们，并在相互冲突的背景下通过他们来招募更广泛的支持者。［伯恩斯，1978，第411页］

在这种观点看来，并不存在党派性的替代物：如果多样性的、相互交叠的、党派竞争的利益支持那些科学知识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由此给出的在问题和政策选择中的磋商性定义，使专业知识有合理的机会对广泛的社会利益做出反应。这便是民主的潜在智慧［林德布鲁姆，1965；林塞，1943］。

然而，在当代的政治体制中，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很难有平等的竞争，有些利益集团拥有专业组织、充足的资金以及必要的通道和专业知识，所以能在某些复杂的政策问题上展开理由充分的劝说活动。尤其是，诸如化学制造业协会之类的产业团体通常能战胜各种潜在的批评者［林德布鲁姆，1977；施洛茨曼和蒂尔尼，1986］。那些所谓代表公共利益的科学，诸如欧洲绿色党团或引人注目的科学家协会，能部分地纠正不平衡问题。然而，这类组织代表的是中上阶级的利益，绝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利益［布拉德，1993］。即便是那些具有高度专业性质的公益群体［比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基金会］也只能在经过严格选择的舞台上有效地展开竞争：比如在为数不多的、性质鲜明的杀虫剂和工业化学物质问题上，而不涉及商业中现有的6万种化学药品，甚至也不涉及每年新引入的几百种化学物质［莫罗内和伍德豪斯，1986］。

从某种程度上说，争论的出现无疑有助于确立向其他场合拓展的期望，商业精英并非总能获胜；决策的过程和结果随着政治体制、政策领域以及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沃格尔，1986；G．威尔逊，1990］。在法国、日本等公共部门享有很高声望的国家，国家精英的作用很大，有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布里克曼等，1985］。在以色列、挪威以及其他工会组织发达的国家，全国的工人组织在特定的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在劳动场所的卫生与安全领域［但是，这些组织在科学密集型政策的制定中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此，从原则上说，专业知识潜在包含着有用性与职责。然而，如何能在实践中达成这一点还存有疑问。在管制政治这个相对没有限制的领域——尤其是在围绕一些高度透明的重大问题争论不休的地方，负载科学的政策可以与其他类型的政策一样体现出民主的灵敏性。但是果真如此吗?当今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商业拥有特权地位，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诸多不平等，各种观念之间的不当竞争，政府的选举制度——好像是为国家精英摆脱其真正的职责而专门设计的［林德布鲁姆和伍德豪斯，1993］。

由于这些实质性的限制，贾撒诺夫所描述的那些磋商也许可以为局部地整合科学考虑与政治考虑找到合理的答案。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科学精英、选举出来的官员、官僚甚至商业执行官都可以代表更大的公共利益来说话。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如何、是否有效、满足了外部人员的哪些需要，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显而易见的是，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很少走出正常职权的框架之外，认真对待那些挑战既有权力关系的问题。STS研究还没能有效地在理论上处理好“越来越突出的精英主义、结构化的科学与大型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联系，这些社会集团致力于一些短期目标，如行政管理、军事上的博弈、生物医学服务以及公司的发展”［雷明顿，1988，第65～66页］。至于科学政治学的建构论研究是否需要考察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涉及到雷斯蒂沃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军事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以及商业共同体的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价值观”，以弥补它在政府磋商这种微观行为研究上的不足，这还有待论证［第79页］。本文的后续部分将思考，STS如何关注那些目前未能有效地参与科学政策磋商的更多声音和利益群体。

知识振兴运动

贯穿于早期STS争论研究的一种朴素观念是，希望市民的参与能让专家知识担负起职责。然而，STS很快发现，没有决定权的参与是毫无意义的。奈尔金和波拉克［1979］指出，那些看似“参与”当前政府治理的许多活动，确切地说实际上是那些有权人把公众增补进来的一种努力。莱尔德(Laird)在卡特政府的能源政策程序中发现了这种现象［莱尔德，1993］，而且它一直也是核废料政策的特征［沃克等人，1983］。迪克森［1984］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技术评估的承诺是，通过对技术选择过程的民主参与，它将确保科学技术进步在成本收益方面更为均衡。然而，参与渠道的真正开放却实质性地改变了对决策的控制——从私人渠道转换到公共渠道。这……恰恰是科学机构、企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不愿采取的措施［第259页］。

市民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有一个主要的障碍，即在教育系统与政府互动中对非专业知识进行微妙的诋毁。社会建构论的主张已经表明，科学知识并不具有优先的真理地位，所以它在理论上把所有的知识都置于一个共同的知识论基点上。通过挑战专业知识的权威，当代的许多社会运动把上述理解付诸实践。STS的视角有助于在各种分散的与知识有关的运动中凸现共同的目标。

科学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公众对于科学家所处理的那些政府事务既没有兴趣也无法胜任［参见普鲁伊特，1982］。在这种观点看来，知识的缺失使得市民没有资格参与科学密集型的领域，比如管制政策。⁽¹⁾破除这个“知识缺失”命题，是跨学科的STS研究中最显着的一项成果。大量的科学争论研究表明，市民一般会参与一些对其日常生活直接构成威胁的问题［参见弗兰肯纳和弗兰肯纳，1988；奈尔金，1992；彼得森，1984；彼勒，1991］。在对抗的情况下，如果需要的话，市民会经常搜索并获取大量的技术知识，业主爱心使者协会在研究有毒物质流经居住区下水道对当地卫生带来影响时就是这么做的［莱文，1982］。多年来，它一直是有关住宅区的卫生影响的惟一的研究成果［它选择的样本是一个受地方限制的群体］，但是纽约州卫生部的官员甚至在看到结论之前就拒绝了这项研究，认为它是“家庭主妇收集的无用信息”［莱文，1982，第93页；类似的案例参见布朗，1987］。这个例子使局部争议的研究得出了第二个论点：即使用常规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地方性的知识也常常比“专家”带入某个地方性场景中的知识更加精确或更完整。例如，就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而言，基于环境污染的平均值所做的预测对于坎布里亚郡的农场主来说不值得相信，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环境的变化了如指掌［温内，1991a，第115页］。

作为社会建构论者，STS研究者能把握市民知识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把它作为不完全的知识加以拒斥。在不同的情况下，专业科学与市民知识常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互补。如果你基于这样的立场来重新考察科学－政府关系，显而易见的是，市民在许多领域都非常关心各种议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基础，并以此来挑战专业知识。知识政治学的战场并不必然是科学领域，而是当今的社会运动对政府提出的种种议题。

这些运动很少是从知识目标出发的。相反，它们是在试图解决某些其他问题的过程中逐步逼近这些目标的。例如，在住宅区环境的抗议运动中，市民可能认识到，那些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观察结果——疾病、明显的污染物、恶臭味——受到忽视，相反，主张无害性的“科学”证据却得到支持。于是，当抗议群体展开斗争，试图让别人承认自己的经历真实、正确和有价值的时候，应尊重谁的知识的政治问题就演变成了知识本身。女性健康运动也重新评价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并使健康护理设计去专业化(deprofessionlize)［参见波士顿女性健康文集，1984］。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广泛的健康运动以及深层生态运动也对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和科学的政治内涵提出了批判。围绕堕胎、神创论和动物权利的争论也表明，当美国的各类公众觉得对自己事关重大的话，就会设法从专家那里收回有关自身生活与文化等关键性问题的定义权［参见贾米森和伦奇，1992；贾斯珀和奈尔金，1992；奈尔金，1982］。

因为与源于日常生活的问题过于贴近，这些运动可能会导致误解，认为它们从事的完全是技术政治学，而不是科学。爱心使者运动主要是关于垃圾站的争论，而不是关于科学研究的争论。女性的临床讨论主要是关于健康和治疗的，不涉及专业科学的权威。但事实上，如果从这些市民的视角出发，那么科学的权威性与其应用是无法截然分离的。科学机构的头头觉察到这些分离的运动中存在某些共同要素，所以时常把它们认定为是“反科学”的。但是，在社会建构论看来，把这些共同要素命名为“振兴知识”会更确切些，因为每一种运动都试图部分地重新评价被专业化的科学排除在外的知识形式，而不是贬低科学知识本身。市民在诸多政治领域［从法庭、管制机关到研究资助机构］中的活动，都持有某种潜在的共同目标，即重新赋予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以合法性。在正统的有关科研的政治学中，争论和突发事件在研究共同体看来似乎是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或者是十分令人生厌的东西，而在STS中，它们重新成了知识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技术监护或民意测验达成的民主等理念相比，振兴知识的社会运动的联合行动更切近于密尔和杜威所构想的参与性的民主理念。然而，请记住，他们也没能实现这一理念。只有当社会运动动员了足够的资源，从而使事关自己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这些运动才能进入政府的磋商范围。因此，那些拥有最少资源的社会成员很难成为动员的对象——尽管首先受磋商结果影响的正是这批人［贾撒诺夫，1993c；M．赖克，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