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湖北人民出版社《四书辞典》第38页（5054字）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典籍之一。
“论语”之名，始见于《礼记·坊记》。在汉代此书还有一些别名：或单曰《论》，或单称《谓》，或别称为《传》、《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其名称使用的确定，还在汉代以后。
“论语”意义的解释，历有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说较为妥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盖“论语”即语录的论纂。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记录和传闻整理而成。但原始结集的主持者至今不明，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基本集中在：冉雍(仲弓)、卜商(子夏)、言偃(子游)、曾参(子舆)四人中。成书时间约在春秋战国之交(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
现行本《论语》是以东汉郑玄《论语注》为准的。在西汉，《论语》有三种抄本：《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其中，《鲁论》和《齐论》属于今文，《古论》属古文。各本篇次、文字不尽相同，各有师承。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把《鲁论》、《齐论》混合为一，“删其烦惑，除去《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隋书·经籍志》)称为《张侯论》。至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和《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之定本，流行至今。故今本《论语》至少经历过两度修订。
全书基本采用问答体裁。凡二十篇，每篇取篇首二、三字为篇名，前十篇称为《上论》，后十篇称为《下论》。每篇分为若干段，每段为一章，共计四百九十二章，共计一万二千七百余字。
《论语》的字数虽然不多，但蕴涵的思想内容却颇为丰富，择要简介如下：
“仁”的思想。“仁”的范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凡一百零九见，其含义宽泛且多变，并没有给出一个纯定义式的界说，而是根据不同人的提问加以解说。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颜渊》)“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孔子对“仁”的多样性的解释，为后世学者的阐述、发挥提供各种可能性，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仁”的意蕴。
“礼”的思想。《论语》中提到“礼”的地方也不少，共七十五次，包括“礼乐”并言的。但孔子也没有给“礼”下过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只是强调要“执礼”，(《述而》)“立于礼”，(《泰伯》)“不知礼，无以立”，(《尧曰》)“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等等。此外，孔子对当时违反“礼”的诸种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在《论语》中时常可见。孔子认为“礼”是可以损益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孔子又常以礼、仁相提，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他一方面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另一方面又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多数学者认为“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体现，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礼”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孝”的思想。“孝”是孔子“仁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论语》中“孝”字十九见，关于“孝”的论述有不少，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又如：儿女“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等等。
“君子”思想。“君子”是孔子推崇的理想人格。《论语》中“君子”一词，凡一百零七见。元人何异孙云：“《论语》二十篇称‘君子’者……四十有二：泛言者，自说乐不愠而下一十有六；取人者，自子贱而下有三；责人者，自冉子请粟而下有九；答问者，自子贡而下有六；与小人对称者，自周比而下有八。”(《十一经问对》卷一)在关于“君子”的言论中，主要是指有道德的人，并从各方面规定了他们应有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君子不器。”(《为政》)“君子无所事。”(《八佾》)“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等等。孔子的“君子”思想又与“君子”、“小人”之辨联系在一起，当用作辨别时，“君子”之义又常含有在位之人的意思。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在与“小人”对举时有时也有道德修养的含义，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等等。《论语》中还有不少孔子弟子论“君子”的内容，兹不引。
“天”和“天命”思想。《论语》中较少言“天”与“天命”。言“天”者，共三十处，言“天命”，凡三见。“天”的思想在孔子那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阳货》)更多的则是指有人格意志的神。其中，大多为感叹用语，如“天丧予!”(《先进》)也有用以指主宰一切的“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孔子言“命”，既有理性化的客观必然性成分，如“五十而知天命。”(《述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但又含有神秘的成分，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反映了孔子世界观的矛盾。与“天命”相联系，孔子对鬼神是持怀疑、审慎态度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这对后世无神论思想有积极影响。
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思想以及教学原则、方法历来受人重视。《论语》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颇为丰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专着。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季氏》)存在，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则不固。”(《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他主张“不耻下问”(《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他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学、教的态度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学、思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遵循“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其他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温故而知新。”(《为政》)“过则勿惮改。”(《子罕》)“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等等，都是属于孔子的教育思想。
《论语》从东汉起被列入儒家经典之列，南宋绍熙元年(1190)，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刊印，并为之集注。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此后长期成为封建国家开科取士的官方教科书，读书人必读的典籍。《论语》文句变为八股教条。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论语注》)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论语》在汉代已有注本，自古至今各种注本约有三千余种。今存重要的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等。
《论语》流传的版本颇多，历代史志均有着录，且大多与各种注疏本并行，通行本有：宋刻递修《九经正文》二卷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锡山秦氏求古斋刻《九经》本、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浮谿精舍丛书》宋翔凤辑《论语郑注》十卷本、明崇祯间永怀堂刻清同治八年(1869)浙江书局校刻《十三经古注》何晏《论语集解》二十卷本、明经厂刻朱熹《论语集注》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扬州阮氏文选楼刻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清同治八年(1869)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本、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社杨伯峻《论语译注》本等。此外，自明后期以来，《论语》又被迻译成多种外文，及各种版本的白话文。最早的西译本《论语》当推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出版的《四书》拉丁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