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80页（6555字）
(释文〕 在战争开始以前，庙算能胜过敌人的，是因为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庙算不能胜过敌人的，是因为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就可能战胜敌人；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就不能战胜敌人；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庙算：指战争策划。春秋时期，兴师作战之前，要在庙堂举行会议，策划作战方略，预测战争胜败，这就叫“庙算”。
〔例1〕 战国时，秦惠王想出兵攻打蜀地，又想先进击韩国，一时下不了决心，就请张仪和司马错来共同决策。司马错主张先攻打蜀地，张仪却坚持要先进击韩国。秦惠王让他们说一说各自的理由。张仪说：“我们先与魏、楚两国亲善，请魏军断绝韩国南阳一带的交通，楚军进攻韩国的南部。我们自己则通过三川，攻取韩国的新城和宜阳，继而把军队开到东、西二周的城郊，声讨周王的罪过，最后回头攻取楚、魏两国的领土。周王自知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必然献出传国的九鼎及其它珍贵的器物。秦国据有九鼎和天下的图籍，就可以挟持周天子，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各国没有不听从的。这是称王的大功业啊!再说蜀地，只是西方一个偏僻的国家，也是戎狄的族类。我们若攻打它，即使把军队弄得疲惫不堪，也不能建立什么名声；夺得它的土地，也不算是什么利益。我听说：要争取名位的人，就应该在朝廷中；要争取利益的人，就应该在市场上。现在，三川、周室可说是天下的朝市，而大王不去争取它，反而去争取戎狄。这样做距离王业太远了。”司马错接着说：“道理不能这样讲。我听说：要想使国家富裕，就必须扩张领土；要想使兵力强大，就必先让民众富足；要想在天下称王，就必须广施恩德。这三种凭藉都完备，王道就跟着实现了。如今秦国的土地还少，人民还贫穷，所以要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蜀地是西方一个偏僻的国家，也是戎狄的族类，还由于国君不贤能而处于动乱之中。假如以秦国的兵力攻打它，就好象驱使豺狼去逐取绵羊一样容易，得到它的土地，可以使秦国的领土扩大；取得它的财物，可以用来奖励百姓，整治军备。况且这样做，天下人都不会认为我们残暴，也不会认为我们贪婪。因此，只要我们动一下，名声实利都可以得到，还落得个禁暴止乱的荣誉。反过来说，假如去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那就有很坏的名声，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周是天下诸侯的宗室，又与齐、韩两国交往密切。周天子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丧失三川，它们就会联合起来，借着齐、赵两国的力量，谋求与楚、魏两国和解。假如它们答应将九鼎送给楚国，以土地让给魏国，大王根本就阻止不了。所以，冒着不义的名声，去发动天下各国所不乐意的战争，是很危险的。这实在不如攻取蜀地那样完满。”秦惠王听了，认为司马错的主张比较可行，于是决定发兵攻打蜀地。就在当年10月，秦军攻占了整个蜀地。秦国的国力由此更加强大。
〔例2〕 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前)，汉宣帝命赵充国出兵进击羌人，赵充国却坚持自己的见解，按兵不动，同时将请求屯田的意见上奏汉宣帝。汉宣帝下诏询问战事何时能够结束?又如何制止羌人对屯田吏卒的侵扰?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羌人的精兵如今只剩下七八千人，他们丧失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逃回家乡。我认为他们败亡的时间可以日月计算，最迟不过明年春天。我国北部边塞自敦煌至辽东，共11500多里，守卫边塞的将士有数千人，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罢除骑兵，他们见有屯垦戍卫部队上万人，也不敢远涉山河而来侵扰。这正是我预期他们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计划。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偶而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短兵相接；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也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倘若出兵进击，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就可以出兵。如今既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不仅得不到好处，而且使自己陷于疲惫、破败的地步，因此绝不能这样做。再者大兵一出，无论胜败，退兵时必然人心思归，不愿留于此地，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这样一来又要大兴徭役，我认为实在没有益处。我也知道，如果遵循陛下的诏令，出兵进击羌人，用尽天下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荒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避免嫌疑，过后还可以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实在不是明君和国家之福。”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起初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不过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任用他在湟中地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不到半年时间，羌人的动乱就被平息，赵充国班师而还。
〔例3〕 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耿秉上书请求征讨北匈奴，明帝问其方略，耿秉说：“从前，匈奴势力强大，有其他蛮夷部落臣服或援助，所以不容易制服。孝武皇帝得到河西四郡和居延(今甘肃省北方的居延海)、朔方(今内蒙伊盟西北部)之地后，匈奴不仅丧失肥沃的土地和盛产家畜、可供粮秣的宝库，跟西羌部落的联系，也被中国切断，只剩下西域，而西域不久也归附中国，所以呼韩邪单于请求旁依边塞，乃是大势所趋。而今南匈奴单于所处形势非常相似，只是西域还没有归附中国，北匈奴也没有可乘之机。依臣愚见，应先攻取白山(天山)，夺取匈奴在西域的重要基地伊吾(今新疆哈密县)，攻破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派遣使节，跟乌孙王国(今新疆伊宁市)等结盟，砍断匈奴右臂。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县)驻有匈奴南呼衍，击败南呼衍，就等于折断匈奴的左翼。这样樊篱既除，再对匈奴本土发动总攻，匈奴孤立无援，必遭灭亡。”明帝采纳这项建议，于第二年春分兵两路，分别向西域和塞北发动进攻，结果大败北匈奴，占领西域伊吾卢等地。
〔例4〕 三国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辽东公孙渊据地反魏。魏明帝急与司马懿商议，询问公孙渊出路何在。司马懿分析道：“公孙渊弃城出走，是上计；凭借辽水抗拒我军，为其次；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则必然被我所擒。”明帝又问公孙渊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司马懿接着说：“只有审时度势，才能有所舍弃，这不是公孙渊所能及的。公孙渊以为远离朝廷，我军鞭长莫及，必然先进据辽水，而后守襄平。”明帝听罢，又问用兵往返需要多少时间，司马懿回答说：“出兵百日，攻击百日，撤兵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这样算来，一年时间足够了。”于是，明帝派司马懿率军出征。司马懿率军至辽东，正赶上连天大雨，无法作战，朝廷大臣以为不可能彻底打垮公孙渊，请求明帝下诏班师，明帝回复说：“司马懿临危制变，擒获公孙渊，指日可待。”没过多久，司马懿果真攻破襄平，将公孙渊的首级传回京师。
〔例5〕 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贬唐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但武则天却不使睿宗过问国事，自己朝政独揽，篡唐之心路人皆晓。九月，被贬为柳州司马的英国公徐敬业、原给事中唐之奇、原长安主薄骆宾王等，以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匡复庐陵王”之名，在扬州聚兵十余万，并传檄声讨武后。此时，薛仲璋向徐敬业献计说：“金陵(即今南京)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即今江苏镇江)，为定霸之基，然后向北图取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乃良策。”被徐敬业推为军师的魏思温反对定基金陵，他主张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这样，用兵意图明确，天下皆知公在勤王，必定四面响应。魏思温进一步阐释说：“山东豪杰因武氏专制，皆愤惋不平，闻听您倡举大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企盼南军的到来。不乘此势建立大功，却萎缩自谋巢穴，远近闻知，谁不解体。”徐敬业不听魏思温的进兵方略，以薛仲璋的方案为根据部署作战：使徐敬猷循江西上攻和州(今安徽和县)，尉迟昭攻盱眙，留唐之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自己亲率大军攻取润州。武则天得知徐敬业在江都起兵，即命李孝逸、马敬臣等领兵三十万前往讨伐。徐敬业攻陷润州后，为迎战李孝逸，便回师下阿溪(今安徽天长县境)，同时命徐敬猷进逼淮阴，命韦超和尉迟昭屯兵都梁山(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已成防御之势。十一月，武则天又增兵讨伐，徐敬业最终兵败，逃亡途中被擒。
〔例6〕 唐朝将领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跟从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屡立战功，官至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平息后，仆固怀恩自恃平乱功高，屯兵汾、晋，无视朝廷。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仆固怀恩起兵叛唐，谋取太原不得，遂引兵攻榆次，旬余不拔，军中发生内乱，仆固怀恩遂与麾下三百余骑趋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收集散亡，军势复振。七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余人攻唐，京师震动。郭子仪奉诏率军出镇奉天(治所在今陕西乾县)。行前，唐代宗召郭子仪问破敌方略，郭子仪回答说：“仆固怀恩断难有所作为，陛下勿以为忧。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他之所以还能号令入寇，原因在于其士卒思归心切。仆固怀恩原来是我的部将，其麾下都是我的部曲，他们必然不忍心以锋刃相逼，所以我认为他难以有所作为。”十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军进逼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唐将闭门不战，以逸待劳。奉天诸将纷纷请缨出战，郭子仪不为所动，说：“敌大军深入，利在速战；我坚壁以待，敌人必然以为我怯敌避战，因而疏于戒备，正利于我破敌。如果我速战失利，则众心离散，陷于被动。”接着传令军中“敢言战者斩!”一天夜里，郭子仪突然引军于乾陵以南列阵。拂晓，叛军整众而来。起初，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无备，意欲偷袭，忽见唐军阵势威武，顿生恐惧之心，又闻报唐河西之兵袭其后方，便不战而退，唐军乘势追击，至麻亭(在今陕西永寿县西北)而还。
〔例7〕 北宋时期，西夏政权是宋朝北部的主要边患之一。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朝廷下诏，提出御边之策：“延州西路同都巡检策应环庆路，庆州东路巡检策应鄜延路，遇贼大举，聚入一路，更以主兵之官引兵策应；若本路自有兵事，令经略临宜相度，以别将应援。”鄜延路经略吕惠卿接到诏旨后，认为不宜之处甚多，且有犯兵家之忌。于是便上书朝廷，直言得失。他说：“臣认为，虏兴师动众数十万，分犯二路，则所在皆贼，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其出兵何处，指向何方呢?假若敌人获悉我们的策应之法，若其欲攻鄜延，必然向我示形于环庆，环庆告急，则鄜延起兵以策应之；欲攻环庆，必然向我示形于鄜延，鄜延告急，则环庆起兵以应之。少援兵则不足以应敌，多援兵则本路必见空虚无备之处。如此，不但使我军往返奔袭，成疲惫之师，又有遭敌伏击之虞，予敌以袭我无备之机。”吕惠卿建议：“诸路有兵事，其邻路但当团集以为声援，或者依具体情形相机牵制，不必再具体定立策应之法，以免临事拘文，犯兵家之忌。”朝廷基本接受了吕惠卿的建议。
〔例8〕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五月，朱元璋大败江北元军，并决定渡江作战。诸将建议直趋集庆(今江苏江宁县)，朱元璋说：“若取金陵(今南京市)，必自采石始。采石为南北喉襟之地，得采石，然后金陵可图。”六月，朱元璋挥师渡江，以廖永安之水军为先锋，举帆前发。行前，朱元璋向廖永安面授机宜，说：“采石大镇，其备必固，牛渚矶前临大江，元军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于是，千帆竞发，直向牛渚，朱军顺利登岸，并攻克采石，元军沿江诸垒，皆望风应附。渡江作战胜利后，诸将以为和州(治所历阳县，今安徽和县)饥馑，争备粮食，欲为北归之计，由是军心骚动。朱元璋对爱将徐达说：“渡江作战幸而获捷，若重返和州，再举必难，江东亦不为我所有，大事去矣。”徐达亦深以为然。朱元璋随即下令砍断船缆，放舟于流，全军战船瞬时皆顺流东下。诸将惊问其故，朱元璋从容果断，说：“成大事不规小利，此地距太平(今安徽当涂)甚近，舍此不取，还有什么可为!”朱元璋随即率军东下，一举而克太平。
〔例9〕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八月，朱元璋在西向攻灭陈友谅后，发兵二十万，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东向攻打张士诚。大军出发前，朱元璋召集诸将问计说：“这次出兵，以哪个方向为先攻之地?”常遇春回答说：“逐鸟必覆其巢，去鼠必熏其穴。此次行动，应当直捣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平江一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朱元璋说：“不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士诚是盐贩出身，与张天骐、潘原明都是强悍耿直之人，互为手足。如果攻逼张士诚太急，张天骐等害怕一起灭亡，必定全力救援他。现在不先分散他们的势力，而急攻姑苏(苏州市的别称)，如果张天骐从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出兵，潘原明从杭州出兵，援兵四面会聚，难以取胜。不如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折其羽翼，然后移兵姑苏，就可将其攻破。”徐达、常遇春依计而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湖州，收降张天骐。结果桐庐、富阳、余杭、杭州、绍兴、嘉兴等城闻风而动，纳城投降。姑苏外援既失，在被长期围困，兵疲粮缺的情况下，于明太祖吴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被攻破，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
〔例10〕 明太祖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发兵二十五万，北伐中原。大军临发之前，他召集诸将商讨北伐战略，常遇春道：“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我们兵力有余，应该直捣元都(今北京市)，以我百战百胜之兵，对付其久逸之卒，可以很快取胜。元都已克，我们乘胜长驱，其余各地就会建瓴而下了。”朱元璋说：“元都建立百年之久，城守一定很坚固。如依你言，悬师深入，就会受阻于坚守之下，粮饷运输供应不上，敌援兵从四面集来，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继攻河南，断其羽翼；再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这样天下形势被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其势孤援绝，不战可以克服。元都既克，我们再挥兵向西，则山西、陕西、甘肃可席卷而下。”徐达等出兵后依此行动，顺利地完成了北伐任务。
〔例11〕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明成祖朱棣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后，决意率军亲征鞑靼。二月四日下诏出征，在分析明军必然取胜的道理时，指出了五条理由，即“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待劳；以悦吊怨。”对出征的军事部署，他也做了周密的安排。这次出征动用的总兵力号称有五十万人。二月十日，明军从北京出发，浩荡北进。面对明军大兵压境，鞑靼内部发生分裂，鞑靼主本雅失里恐慌西逃，知院阿鲁台则率部东去，以远避明军。面对鞑靼内部出现的新变化，明成祖果断做出决策，对敌人实行各个击破。五月十三日，他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南岸追上了西逃的本雅失里，并一举将之击败，本雅失里仅以七骑渡河北逃，辎重畜产全部丢弃。明成祖释放全部被俘人口，并资给粮食、牲畜等，同时又命人招降余众，给予安抚。在击败本雅失里后，明成祖立即移兵东攻阿鲁台，于十月八日在斡难河东北方向将阿鲁台追上。在阿鲁台因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而犹豫不决时，当机立断，挥师直冲敌方营阵，杀伤甚众，大败其军。阿鲁台携家眷仓皇逃走。
〔例12〕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线，首歼锦州地区之敌，割断卫立煌和华北敌人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开始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愿下锦州作战，企图回师长春。经中央军委再三指示，他终于在1948年9月10日决定南下北宁线。9月12日辽沈战役发起，15日全歼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在塔上阻击方向的部队，有力地阻击了想增援锦州的敌人。19日长春解决，28日，将廖耀湘歼灭。11月2日，沈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