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96页（2852字）

【生卒】：283—363

【介绍】：

东晋道教理论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仕宦世家。祖父葛系，官至东吴大鸿胪；父葛悌，入晋为邵陵太守。葛洪自幼好学，13岁时，其父卒于任上，家道衰落，生活穷困，被迫砍柴出售以换取纸笔，深夜仍诵习不辍，通读儒经及诸史百家之言近万卷。《晋书·葛洪传》云：“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干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可见其求学的刻苦。其主要着作为《抱朴子内外篇》。葛洪的人学思想是从属于其道教思想的，道教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长生成仙，因此，其人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神仙论、养生术的烙印。

(1)气生天地万物 在我国哲学史上主张先有气，然后产生天地万物，这种观点由来已久。葛洪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抱朴子·至理》篇中说“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需气以生者也。”这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承认气生天地万物的基础上，葛洪又指出了人的特殊性，即“陶冶造化，莫灵于人。”认为人是气陶冶出来的万物之灵。他把人和其他动植物作了比较，指出由于它们没有人的灵明，因此，“众木不能法松柏而长生，诸虫不能学龟鹤而长寿。”而人则有明哲，“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所以，在万物之中“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葛洪为此肯定人为万物之灵，气以生目的就在于证明万物不能成仙，而人则可以学而成仙。

(2)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 葛洪针对鲍敬言“唯贵自然”的人性论提出的命题。鲍敬言认为人性唯以自然为贵。君臣之制，尊卑贵贱之分，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才使人“煎扰乎困苦之中”。葛洪不同意鲍敬言的观点。认为君臣之分，贵贱之等是“乾坤定位，上下以形”，天经地义的。没有君臣，社会就不得安宁。因为“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已之情着于成形之日”，即是说，人在受气产生的时候，就孕涵了人的情性，就有欲望，这是人与人之间争夺贼杀的一个重要原因。除非使世人皆如木石，“玄冰结而不塞，资粮绝而不饥”，那可以避免争斗，一旦衣食之情在心，则必有竞争。葛洪认为，人间的彼此争斗并非由君主或礼义所引起，而是人性内所存在的欲望及人的追求所致，故要免除争斗，只有靠明王仁君的出现，正是由于有明王在上，“飏清风以扫秽，厉秋威以肃物”，社会才免于混乱。如果久而无君，人类也就早已不存在了。葛洪把争夺剥削都看作人的天性，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他的“天赋君权”论则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利益。

(3)性不可任，必尊父拜君 葛洪的人性论命题。葛洪反对鲍敬言“唯贵自然”的人性论，认为人的自然性总要受到社会性的影响和改造。他说：“夫识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饰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饰不可废，必有拜焉”。随着社会的演进，纯粹的自然性是不存在的。葛洪认为，当社会向前发展后，再要倒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重之，民到于今赖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他问鲍敬言，今天让你“居则反巢穴之陋，死则捐之中野，限水则泳之游之，山行则徒步负载。弃鼎铉而为生燥之食，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为饰，不用衣裳；逢女为偶，不假行媒。”你会不会干呢?恐怕你也要说是不行吧。葛洪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圣人君主，是完全错误的。但他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必须要受到社会性的影响，社会历史不能倒退则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4)积善为求仙之本 葛洪把道教长生成仙的幻想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认为要想得到长生和成仙，只靠内修外养的修炼还不够，还必须积善修德，不能犯禁。他引以前道书中的观点，认为“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筭。等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筭尽则人死”。“筭”，计算用的筹码，这里泛指人的计谋筹划或人的聪明智慧。人不养德，则聪明日减，仁德渐消。所以欲求仙者，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方可冀也”。如果不修德行，只修炼方术就想长生成仙，是不可能的。这样，葛洪便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忠孝仁恕，信义和顺等等，统统揉进他的道教成仙理论之中，使道教成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工具。葛洪的这一思想对以后的道教产生了很大影响。

(5)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 葛洪关于才德的理论。葛洪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明”是其才智；“仁”是其德行。仅有德行而无才智，不能算是人才。“介洁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在葛洪看来，只有不忍之仁，而无臧否之明，就会被真假所迷惑，甚至真假不分，邪正不识，不逮安危，这样，“则一身之不保，何暇以济物乎?”葛洪援引儒家经典论述才智聪明比德行重要。孔子讲“聪明神武”，不讲“聪仁；讲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说仁王；《春秋传》讲“明德惟馨”，不讲“仁德”；《尚书》讲“元首明哉”，不讲“仁哉”。这说明先哲与仁相比，更重视明。葛洪还从历史的进步、文明的演进来说明这一点。“结栋宇以免巢穴，选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饰，役舟楫以济不通，服牛马以息负步，序等威以振祸乱，造器械以戒不虞，创书契以治百官，制礼律以肃风教”等等，都是“大明之所为”，不能归功于德行。葛洪由此得出结论，“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在人材标准上，更重视人的聪明才智，而把道德放在第二位。这个观点是汉末以来唯才是举思想的继续。

(6)论知人善任 葛洪认为，知人善任，选贤使能，是一个国家“升泰之所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危亡之端渐矣”。像汉末之乱就是失人之故。所以他特别强调知人善任。认为人才是治国的基础。唐虞之世所以能达到天下太平盛世，建立丰功伟业，“实赖股肱之良也”；虽有优秀的驾车能手，而无骐驎之足，“则不得致干里矣”；虽有博古通今之才，而无众多杰出之士的帮助，“则莫缘凝庶绩矣”。由此他得出结论：贤明的君主“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葛洪以建造房屋来说明选才的重要性。“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所以用才取士必须精择详试，不能夹杂个人好恶，更不能以我为中心，他说：“同乎己者，未必可用，异于我者，未必可忽也。”不仅要知人，还要善任，不能以“所短弃所长”。葛洪说：“挑耳则栋梁不如鹪鹩之羽，弹鸟则千金不及泥丸之用，缝缉则长剑不及数分之针”。“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葛洪知人善任的思想包含着很多合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