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93页（1843字）

【生卒】：167—300

【介绍】：

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其父裴秀为晋开国元勋，封钜鹿公。晋武帝咸宁元年(275)裴頠袭父爵。曾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尚书仆射等职。“通博多闻，兼明医术”，善言谈。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若武库五兵纵横”雅望素隆，深得时誉。着作今多佚失。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一些佚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崇有论》。

(1)虚无无益于已有之群生 有无问题是魏晋时期思想家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裴頠之前，“贵无论”观点占优势地位。裴頠针锋相对，提出万物自生的崇有论。他指出，虚无不益于已有之群生。他指责那些崇尚虚无的人，“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实实在在的，并“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如“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就是说，在世界上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为，而不能无为。试图捕获深水之鱼，就得放线投钓饵，并非静卧不动就能得到；要猎取高处飞鸟，就得张弓发射，并非静坐拱手便可得到。因此，要获得物质需要必须有所作为，而崇尚虚无对于众生没有任何益处。裴頠的这个思想，抨击了崇尚虚无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态度，提倡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2)收流遁于既过的养生论 裴頠针对当时玄风所及，人欲横流，放诞成俗的纵欲主义，提出了“收流遁于既过”的养生论。他认为：“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一个人既然生活在世界上，应该以保全生命为完全之计。要保全生命，就必须顺应人与外物的相互关系。倘若一味沉溺于物欲而损害生命，祸患便会产生。这样，由于怀末利而忘本分，一个人的天性便泯灭了。所以，如何与外物相交往，是生命存亡的关键。裴頠并不否认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人生在世，“欲不可绝”，要保全生命，必须使自己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但是，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必须“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借助自然条件，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满足自己的需要。裴頠指出，人们对物质享受的寻求，只是为了“保生为全”。“保生”是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欲求过奢，行为放荡，则为损害生命。他说：“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为子达到养生的目的，裴頠提出：“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所谓“中节”，就是对欲望的适度，不可禁欲，也不可纵欲；流，就是纵欲；遁就是禁欲。既然人之“欲不可绝”，那么，就要保持“中节”，对物质欲望应该有所选择，有所节制，这样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3)论名教不可废 在玄学重自然轻名教的影响下，西晋时期，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人们行为的制约已大为削弱。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违反封建纲常的现象。“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裴頠认为，这将对封建阶级的统治造成威胁。针对这种放荡虚浮、轻视名教的风气，裴頠力主名教不可废。裴頠指出，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是由于“阐贵无之议，建贱有之论”所导致的。贵无贱有的理论，使人们崇尚虚无放达，“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以清谈虚无为玄妙，以不理政务为雅远，以放弃廉操为旷达。这终将导致“遗制”、“忘礼”。“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頠说：“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所以圣人为政，不应是贵无贱有，而是要崇有。要“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使人们“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这样才能使为政得到成功。这里，裴頠强调了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的重要意义。他关于名教不可废的论述，是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稳定，但在“砥砺之风弥以陵迟”的西晋社会，维护名教也有着一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