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大卫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822页（2743字）

【生卒】：1711～1776

【介绍】：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出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2岁入爱丁堡大学，15岁离校学法律，1734年赴法国学习。1737年回英国。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A．Smith)结识，后成密友。1763年在英国驻法大使馆任秘书，后任参赞，同巴黎思想界名流卢梭(J．Rousseau)、魁奈(F．Quesnay)和杜尔哥(Turgot)等来往密切。

1766年回伦敦，不久，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主要着作包括：《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3卷本)； 《政治论丛》(“Political Discourses”，1752)；《道德、政治与文学论丛》(Essayson 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若干问题论丛》(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休谟作为经济学家似乎远没有他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名声显着。但是休谟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哲学、历史学研究基础之上。

从三个不同分析层次观察休谟的经济论文时，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心理学，休谟在这里研究了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由此，人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探讨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

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

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经济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是对市场关系的研究。

客观地讲，该层次的分析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着名代表。

他认为，货币是商品和劳动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数量所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

其次，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的影响，每个国家的硬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硬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第三，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他站在数量说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

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着重强调商人阶级和勤劳职业的发展，增加了资本积累动力，从而导致资本供给显着增加和利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第四，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着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第五，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休谟的经济哲学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经济思想层次，是他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意性的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

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通过提供新的消费门路，扩大作为有兴趣的行动的一种形式的经济活动的享受范围，并且通过这两者增加快活意识)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参考文献：

休谟，1980，《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休谟，1984，《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鲁友章、李宗正主编，1979，《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许涤新主编，1980，《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人民出版社。

于宗先主编，1986，《经济学百科全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D．L．Sills，ed．，1968，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6，Macmillan Fre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