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争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第35页（4009字）

关于资本的争论主要是指由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于1953年发表的一篇颇有创见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所直接引起的“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内容。

这一争论主要涉及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观点与早期边际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观点。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坚持前一传统。

争论的另一方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以萨缪尔森(P．A．Samuelson)和索洛(R．M．Solow)为代表，主要坚持后一传统。双方争论多年，在1960年达到高潮。

20世纪60年代以后，琼·罗宾逊等人又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批评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归纳为宏观一般均衡模型，并指责他们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作为凯恩斯的嫡传弟子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从20世纪50年代起代表新剑桥学派主要就如下问题展开了争论。

一、关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作用和资本度量问题。

新古典生产函数主要涉及商品的产出量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之间的技术关系。

它一般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但都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投入的最优组合是每种投入品的边际产出的价值等于支付给投入品的价格。

首先，琼·罗宾逊认为，生产函数概念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是消极的，因为它强调了对要素比例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于影响要素供给和技术进步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

其次，琼·罗宾逊认为总量生产函数中计量资本的单位是模糊的，因而是不妥当的教学工具。

第三，琼·罗宾逊认为生产函数只能勉强用于短期分析，因为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资本存量才会保持不变。

第四，琼·罗宾逊认为，在长期中，资本度量会遇到困难。因为人们不能确定究竟是按照资本的过去价值还是未来价值来度量。

时间的差异造成了度量的困难。

此外，总量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代表的是完全异质的生产资料。要把这些不同的东西加总在一起，通常是使用它们的货币价值，并且用“资本化”的方法来计算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用生产资料的未来的收益除以利息率来计算资本的货币价值。

这样，在任意一笔资本财货的未来收益为已知的条件下，要计算出该资本财货的价值，必须先知道利息率，而按照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只有知道资本总量才能计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知道利息率。就是说，只有先知道资本的价值，才能决定利息率，但是，反过来，资本的价值又要由利息率决定，所以资本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就资本总量而言，陷入了循环推理的逻辑矛盾之中。

对于琼·罗宾逊的批评，索洛承认，必须有一些严格的前提条件，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计量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这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碰到。因此，生产函数理论的适用范围就相当有限了。

不过，后来马克·布劳格(M．Blaug)认为，琼·罗宾逊所说的生产函数正是希克斯(J．R．Hicks)在他的《工资理论》(1932)中首次提出的一国经济中的整体生产函数，而不是企业中的微观生产函数。在整体生产函数中，资本存量大致上代表了资本服务的流量，对其计量并不需要知道一国经济中的利息率。

二、关于技术的转换或再转换的争论。

新古典理论认为，当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生产者出于其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就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即实行技术转换，在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间进行适当的替代。

琼·罗宾逊和钱波诺恩(Champernowne)是最早怀疑上述理性替代原理的西方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异质性的资本意味着，各类专门的机器设备，生产特定产品的工厂。

它们按照固定的比例使用劳动和原料。由于资本的异质性，生产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并不能像新古典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进行。

而且，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不发生其相互替代，而只是从一种固定要素比例的技术变换为另一种固定要素比例的技术。要素在生产中的比例变动，只是在要素价格的变动导致采用另一种技术时才有可能。

斯拉法(P．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分析了生产方法的转变。他提出，一种技术在两个不同的利润率情况下都能获得最大利润，但在这两个利润率之间，只有采用另一种技术才可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两个剑桥之争”中的技术转换或再转换问题。斯拉法通过酿酒业和制木箱业的例子进行分析，说明酿酒业生产技术转换的关键在于时间和由此导致的利息的复利效应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对成本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改变资本的密集程度，而且改变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本类型，从而改变生产过程本身的期限和性质。斯拉法的分析证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安排生产和进行协调的市场经济理论失去了一贯性。这也打击了新古典综合派强调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宏观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内外经济均衡的主张。

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替代生产函数”(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理论。

他承认现实世界中，资本品是异质的，生产要素之间缺乏替代性，但是主张为了分析的方便，把资本存量看成是同质的“胶状物”(jelly)。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定下，通过“要素－价格边界”推导出资本总量，建立起保留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各种性质的替代生产函数。

他试图以此对抗新剑桥学派的转换理论。

琼·罗宾逊认为“替代生产函数”是一种伪生产函数，因为萨缪尔森假定一个同质商品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技术进行生产，而这些不同的技术却同时存在于同一时期中。不同的技术使用不同的“机器”，但制造“机器”和商品的不同技术的资本－劳动比例则都是一样的。技术按其单位劳动的产生量大小依次排列，这种排列同时又表明其利润是由少到多排列的。琼·罗宾逊说这种理论的缺点在于：①虽然不同的技术具有不同的生产率，但是从生产率较低的技术转换为生产率较高的技术可能并不必然需要提高资本－劳动比例。积累和技术变化应被看成是通过时间来变动的，而不是按事前拟定的技术进度表进行的。

②认为在劳动力既定条件下，积累是由产量最低而利润最高的情况开始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积累是通过逐渐提高资本－劳动比例，逐渐降低利润进行的。

萨缪尔森在1966年总结再转换争论的文章中承认，转换现象是存在的，新剑桥学派的批评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弗斯菲尔德(D．R．Fusfeld)在1986年也指出，“‘资本之争’非常可能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琼·罗宾逊和她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们获得了胜利。”但马克·布劳格认为，转换理论的逻辑性是对的，但是还缺乏经验验证，因而还不宜轻易抛弃反映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

他还认为，新剑桥学派也缺乏足够的自我批评的力量。总之，转换理论之争并未结束，新剑桥学派的理论还未得到一致的肯定。

三、对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争论。

新剑桥学派强调收入分配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否定新古典的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在这方面卡莱茨基(M．Kalecki)的分配理论最有代表性。

首先，卡莱茨基排除了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的假定前提，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出发，认为开工不足和生产能力不能全部利用的企业也能确定价格从而确定利润率。

利润率的高低反映垄断程度，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决定于企业垄断程度的强弱。垄断程度提高会导致工人收入及其消费的下降，也引起国民收入水平的降低。而工资收入的下降则会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相对扩大。

其次，卡莱茨基由其与凯恩斯《通论》相同的理论引申出有关的投资分配理论。

其分析方法直接建立在投资与价格同收入分配的关系上。他认为“工人花费他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所花费的”。这样，资本家只要增加投资就会增加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卡莱茨基的分析表明，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收入分配的份额决定于投资率和各个阶级的消费倾向。

具体说来就是：①如果两个阶级的消费倾向一定，则投资占国民总产值的比率越大，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越大，而工人所占的份额就越小。②利润和工资中留作储蓄的比重越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大。

由此看来，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强调投资、就业、储蓄和价格在决定收入分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收入差异则决定于社会政治制度和市场力量，而不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但是，马克·布劳格(M．Blaug)认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是要素定价理论，而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却是分配份额理论。前者并不否定后者，只是双方的强调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