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书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 更新时间:2018-11-08 09:31:47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50页(1428字)

【生卒】:768—824

【介绍】:

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因昌黎韩氏为望族,每自称“昌黎韩愈”。其父仲卿,曾任武昌令。

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倍受艰辛。

但他自幼好学,及长,精通六经百家之学,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却久不得官。

后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因上疏论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后启用,参加平定淮西藩镇,因功升为刑部侍郎。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皇帝,几乎被杀,贬谪到潮州(今广东潮阳)为刺史。穆宗时期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公元八二四年韩愈病死,谥号“文”,后人尊称“韩文公”。

其着作由门人李汉编为《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又有后人增辑《外集》十卷,《补遗》一卷。《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

韩愈是唐代着名散文家,是古文运动最积极、最有力、贡献最大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他把古文运动的理论系统化、具体化,他积累了丰富的散文创作经验,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为古文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韩愈在《答李翊书》、《调张籍》、《送孟东野序》、《荆谭唱和序》等论文中,对古文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韩愈以复兴儒道为旗帜,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他认为传道是目的,文辞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提倡古道,必须提倡散文。这种主张有宣扬儒家道统的消极因素,又有强调文章内容的积极作用。

韩愈对六朝至唐初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骈文十分不满,他指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他把自己为科举而写的骈文看作耻辱,他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

韩愈认为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高低,他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答尉迟生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愈对于古文的学习,主张广采百家,“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他把学习做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赞扬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但他反对因袭模拟,注重独立创造。

他强调“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辞必己出”;他说:“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正是由于他能把广采与独创集于一身,他的散文创作才取得卓立千古的巨大成就。

韩愈对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作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

他把司迁的“发愤着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成为古代现实主义散文理论的支柱。韩愈为了扩大古文的写作队伍,积极培养后进,他不顾世人讥笑反对,“抗颜而为师”,并在《师说》一文中指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韩愈以他的创作和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学生李汉说:“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昌黎先生集序》)。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韩愈论文有过份追求奇险的一面,“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谭唱和诗序》),这往往落于艰涩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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