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写吾口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633页（1012字）

指用通俗语言进行写作。

语出黄遵宪《杂感》诗：“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警为古斓斑。”(《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黄遵宪提倡以俗语入诗，运用口头语言写作，反对尊古卑今。

这是他的言文合一、“更变文体”的理论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和反映。为适应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需要，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要求诗歌表现自己的时代，要求改造文字的形式，改革文言文体，主张言文合一。

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指出：语言“随地而异”“随时而异”，“而文止一种”，“语言与文字之不相合”造成了学习它的困难。同时，他还指出文字与文体日趋简便晓畅，乃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

黄遵宪从中外语言与文字的离合对于文学的普及和发展的关系上指出言文合一的重要性：“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言文合一，改革文言文体，“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因此，他主张诗歌创作要“我手写我口”，以口头语言写诗。这种反对言文叛离，要求摆脱文言文体束缚的理论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黄遵宪的这一理论主张是历史发展和时代需要的产物。文言文，在封建社会沿用了几千年。

历史上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言文的离合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汉代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由于古文奇字造成了辞赋“指意难睹”。

汉赋影响骈体文进一步发展，南北朝时连历史、哲学等着作也采用骈体。

于是刘知几《史通·言语》中提出崇尚今语的要求。

唐宋反骈体文的古文运动，推动了书面语言与口语的结合。在创作上，宋代平话、元代戏曲，明代小说，使语言和文字在实践中日趋一致。

其间袁宗道曾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逆流，再一次强调言文合一的主张。但是，文言文体的改革却始终未能实现。到了晚清，适应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广大人民对文化的要求，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的理论便产生了。这之后不久，《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清议极全编》卷二十六)，把言文合一、文言文体的改革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国家之兴亡，痛切地说：“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此，白话文运动日益深入。这是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理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