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研究的曲折经历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3页（3177字）
解放后，哲学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注重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研究新中国建设中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初步形成了在学术研究中自由探讨、相互商榷的学风；同时，在中国哲学史、美学、逻辑学等领域，学术空气也较活跃。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真理的阶级性、事物发展的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唯心主义的评价、哲学遗产的继承、美学的哲学基础等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总的看来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某种教条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开展对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中，有的存在简单化缺点，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有的则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利于正确处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第二阶段：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阶段，哲学领域呈现错综复杂的状况。一方面，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研究工作都有所进展，并出现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教材或专着；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鼓吹唯意志论的倾向，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提出了“消灭客观规律”的错误观点。对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则出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点，继而产生了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某些不同学术观点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舆论准备。
第三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这一阶段，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整个哲学研究事业，受到了空前的摧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受到严重歪曲，“斗争哲学”成了唯一的哲学；中国哲学史被篡改成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儒法斗争史”。在整整10年的动乱中，哲学沦为一种为了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任意解释的工具，真正的科学研究成了一片空白，哲学园地呈现一派荒凉、贫困的景象。
第四阶段：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现在。这一阶段，是我国哲学的中兴时期，哲学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哲学研究机构得到了恢复、健全或加强；各专业性的学术组织陆续建立起来；哲学各分支学科残缺不全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许多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研究现实理论问题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取得大量成果，研究质量普遍有所提高。
从这四个不同阶段可以看出，建国以后我国的哲学研究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研究才恢复了生机。贯穿在这四个不同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哲学研究全局的，是建国以来哲学领域中的所谓三次重要争论，从中可以反映哲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历程。
第一次，是1955年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
第二次，是1958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
第三次，是1964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
这三次学术问题讨论，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对我国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广泛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在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哲学自身的建设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在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就一些专门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讨论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总结建国以来哲学研究领域里的经验教训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解放以来的哲学斗争历史，可以概括为是反对主观唯心论倾向和机械唯物论倾向的“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另一些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解放以来哲学斗争历史，应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反对以权力意志决定论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除了在这个总的形势问题上有不同指导思想的评价外，还提出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哲学界普遍认为，多年来在哲学和政治关系问题上存在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以致哲学在一定历史时期丧失了科学性。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门科学，要正确处理哲学在科学上的独立性问题及其为经济基础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哲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哲学内容相当贫乏、陈旧，大体上还是50年代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不能反映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坚持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应当坚持，同时又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之对出现的新问题能作出新的解释，要能对现代自然科学成就作出新的哲学概括。
(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教训问题。除了正确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的教训外，还提出了哲学研究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用行政手段压制不同的学术意见；要注意克服理论宣传中的片面性，防止哲学普及中的庸俗化倾向等等。有人认为，最大的教训是哲学工作重心没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文化大革命”前集中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而不是面临的新问题。致力于解决当前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应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哲学界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设想。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建立一套新的范畴体系，增加一些能反映现代科学成就的新的原理、范畴、概念和材料；有人提出，应建立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哲学，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有人建议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应转移到方法论方面来，或称“方法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精确化、方法化、技术化；还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应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系统，包括理论哲学、方法哲学和部门哲学三个层次，以适应哲学多样化体系和多层次结构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意见，都反映了我国哲学工作者在科学地研究哲学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方面所作的努力。
经历了重大曲折的哲学研究，在反思中迎来了新的繁荣。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吸取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