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人口思想、人口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70页（3978字）
近代中国的人口思想，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因素，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理论的发展影响很深，在旧中国的学术界几乎居于统治地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虽然也有一些革命先驱开始注意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但由于社会制度性质的局限，其影响远不如资产阶级人口思想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客观上要求尽快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人口思想人口理论来正确揭示人口现象的规律性。同时，由于人们对客观的人口过程认识不同，对人口问题也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观点，需要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口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迫切要求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建国后，人口学理论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一是从建国到50年代初期，为奖励生育的阶段。当时，采取了“一面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在人口问题上，一方面批驳了帝国主义的诬蔑，另一方面也照抄了苏联的人口理论，承认下述说法的正确性：“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口过剩”(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1955年)。在实际工作中，城市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措施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农村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些，都使人口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同时还照搬苏联奖励“母亲英雄”的作法，对双胞胎和多胎予以照顾和奖励。于是生育模式很快由旧中国时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20‰以上，到1953年，全国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
二是50年代中后期，为人口节制主义高涨的阶段。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人口迅速增长的事实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开始萌发，并逐步趋于成熟。1953年8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放宽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1954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中国人口年鉴》〈1985〉，社会科学出版社)；1955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杨子慧：《计划生育在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95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在党和国家的倡导下，以费孝通、陈达、陈长蘅、吴景超、孙本文、戴世光、赵承信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于1957年前后纷纷发表文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提倡节制人口，这种主张被称为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他们检讨了过去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的错误，提出了与马尔萨斯相对立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适中人口密度论”，分析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原因并提出了节制人口的方案。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规律和解决人口问题上，开创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局面。这个时期的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已基本上挣脱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羁绊，开始步人建立社会主义人口思想、人口理论的新阶段。
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着作当首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篇着名论文实事求是地估量了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科学地预见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及其带来的人口问题；全面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理论；从宏观上提出几点解决人口问题的建议，即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和避孕等。《新人口论》标志着50年代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观点指导下，我国人口科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对我国制定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和具体实施措施，起了重要作用，堪称新中国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新人口论》也有某些观点不够准确、严密，但其基本内容和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
三是60年代，为鼓励生育的阶段。正当50年代中后期人口研究领域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喜局面方兴未艾之际，“反右”斗争也波及到人口研究领域，人口节制主义及一切主张控制人口的学术思想统统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遭到了批判，人口研究变成了“禁区”。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为特点的鼓励生育的片面人口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种人口思想、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有5个方面：(一)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二)以“人手论”代替人口论，认为人口与人手的关系中“主导的一面是手”，“口的消费量是有限的，手的创造力却是无穷的”(《人民日报》1959年4月15日)；(三)认为人多固然消费多，但生产更多，因而积累也必然更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四)认为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鼓励生育的方针；(五)认为人口只有数量的多寡，而根本没有质量的高低。
鼓励生育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占据了整个6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1961－1971年全国总人口由6．58亿增加到8．47亿，10年间净增1．89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5．6‰，大大高于50年代的水平，人口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多次提出要注意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并成立了专门办事机构，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人口学研究仍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70年代前期。
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出现了建国以来人口学领域里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建立和迅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时期，人口科学冲破了形而上学的禁锢，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人口学研究无论在广度、深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方面，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概言之，有以下6点：
其一，澄清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无人口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的性质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实践证明，“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相对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相对过剩人口，两者性质根本不同。解决的办法是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其二，关于人口规律问题的研究，有了比较科学的表达。一是关于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人口规律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同一定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具体的人口规律，而不存在适用一切社会形态的抽象的人口规律。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不仅存在着同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历史的人口规律，而且还存在着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一般人口规律(田雪源：《新时期人口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二是正确地、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把人口不断增长当作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现在认识到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有害的。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应当是人口数量和质量有计划按比例地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其基本特征是人口再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人口再生产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鼓励人口增殖还是控制人口增长都不能绝对化，而应当依据社会的、经济的和人口的实际状况而定。
其三，恢复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并进行了广泛的论证，用以指导实践。学者们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即“两种生产”共同对社会发展发挥制约作用。物质资料生产一般起着决定的支配的作用，人类自身生产也有巨大的反作用。“两种生产”相适应是一个客观规律。“两种生产”之间的比例，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比例，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两种生产”学说已成为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
其四，科学地论证了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辩证关系，否定了形而上学的“人手论””。学者们认为，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不能分割。但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则是无条件的，只看到一面是不正确的。
其五，肯定了人口质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对人口质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论者认为：人口质量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人口质量的高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人口质量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六，科学地制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人口政策，逐步完善了生育政策。随着社会主义人口思想、人口理论的确立和发展，科学地制定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生育政策，同时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都是指导我国人口发展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