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66页（4733字）

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本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17－1949年)

对报刊史的研究，最早是从研究清朝末年在北京出版发行的《京报》开始的，逐步发展到对某一地区乃至全国报刊史的研究。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附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内)，是我国最早研究地方报刊史的着作。以后，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等相继问世。到1927年，戈公振撰写的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史研究专着《中国报学史》出版，开创了我国报刊史研究的新时代。

《中国报学史》第一次把从汉唐始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出来，并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民主主义思想。该书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是第一部被译成外文的中国新闻学着作。《中国报学史》的写作受当时欧美和日本的新闻观点的影响，对报纸的分析强调其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和一般性，认为政党报纸因缺乏一般性而不易发展。该书研究的重点是每个时期“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大部分篇幅是提纲式的列出某报某刊的创办时间、地点和编辑人，很少联系报纸的内容作实质性的探讨。这种研究方法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形式主义倾向。

第二阶段(1949－1978年)

此阶段研究的重点是现代革命报刊史，其主要成果是编写了几部供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用的内部教材。

50年代初，以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为主，在部分大学新闻系教师的参加下，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胡乔木曾围绕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的讨论，对报刊史研究发表了如下几点意见：(一)报刊史研究的重点应以报刊发展的历史为主，叙述报刊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应与思想史的研究区别开来。(二)报刊史研究的范围除现代革命报刊以外，不仅应当论述资产阶级的报刊活动，还应当论述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报刊。应当说明报纸对新文学的作用，地方报刊的出现，报纸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的颓废和堕落在报刊方面的表现——反动的黄色报纸等等，但这不应占很多篇幅。(三)报刊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因此，必须详细介绍一些杰出的报刊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报刊史是新闻业务教育中的一门极为重要的课程；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的基本问题，应当通过报刊史来加以阐述(《胡乔木同志对编撰中国报刊史的意见》，《新闻学会通讯》第4期，北京新闻学会编，1980年)。

6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这本讲义为基础，又重新编写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一阶段报刊史的研究把“五四”运动前后到建国前共计30年我国报刊发展的概貌整理出来，奠定了无产阶级报刊史研究的基础，填补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空缺。与旧中国的报刊史研究相比，从注重报刊形式转到注重报刊宣传内容的研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阶段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对报刊发展中形成的诸种新闻特性的研究不够深入，研究的路子比较狭窄，没有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普遍重视。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出版一些带有资料性质的参考用书外，没有正式出版过一本报刊史研究的专着。

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史研究工作处于完全被取消的状态。

第三阶段(1978年－)

报刊史的研究在此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整个研究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探讨的空气活跃，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报刊史研究中“左”的倾向，方汉奇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待历史传统，过去只讲批判，不讲继承。第二，以论代史。第三，报刊史的特点不太突出，和党史、思想史有很多雷同。第四，对报刊史人物研究不够，习惯于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一时的荣辱毁誉来评价人物(方汉奇：《消除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新闻学会通讯》1981年第19期)。

2．关于新闻业史(包括报刊史)的研究方法，宁树藩提出要把“怎样宣传”的研究放到重要地位，把政治观点、办报思想和新闻实践三者统一起来研究，要注意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约，进行综合研究(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1年第19期)。

3．关于中国报刊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王凤超对传统的历史分期法提出异议，认为报刊史作为一项专史，有它的独特性，应该把报刊本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阶段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同时参考政治等其它因素，按照报刊本身的发展逻辑来描述它的历史(《中国新闻业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有的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刘建明、关世申认为，新闻史还是应该按照社会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来分期(刘建明：《编写〈中国现代新闻史〉若干问题浅见》，《新闻学论集》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关世申：《怎样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史》，出处同上)。还有人主张，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期写成不同体例的报刊史，不必定于一尊。究竟哪种分期法科学，应该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来解决。

4．提出了深入开展研究工作的建议。针对目前报刊史研究的落后状况，许多研究者就开拓报刊史研究领域、加强某些薄弱环节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其要点可归纳如下：(1)加强地方报刊史的研究，为将来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报刊史着作打下基础。(2)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3)加强重大宣传战役的研究，总结其宣传报道中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新闻工作提供借鉴，为报刊通史提供构件。(4)加强对报刊业务史的研究，主要研究报刊业务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以及各类报刊在各个时期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过程中所形成的办报思想、办报原则、办报方法、办报传统的历史。(5)加强对报人的研究，研究他们办报的历史、经验、风格、宣传艺术等。(6)对建国后的当代报刊史应尽快组织力量进行研究。(7)建立报刊目录学。中国的报刊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编撰一部完全、准确并具有一定权威的报刊总目，会给报刊史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体会和建议》，《新闻研究资料》第11辑；戴邦：《研究和编写新闻史的几个问题》，《新闻学会通讯》第19期)。

(二)研究成果显着，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对古代报纸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1)关于中国报纸的起源问题，这是中外学者多年来探讨的一个课题。一般都认为中国报纸起源于“邸报”，但对中国何时有邸报，一直众说纷纭。依据历史典籍的记载，国内报刊史研究者近几十年来都倾向于邸报产生于唐朝的论断，但仍缺乏直接的证据。1982年，方汉奇根据已故历史学家向达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孙文芳的协助下，在不列颠图书馆找到了唐朝敦煌邸报的一份原件，为唐朝已有报纸的论断提供了物证。方汉奇根据这份实物对唐朝报纸的基本情况提出了进一步的见解，并修正了某些传统的观点：敦煌邸报的发现证明了孙樵《开元杂报》一文所叙事实的真实性。我国邸报起始的时间，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唐朝。唐朝邸报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状报”，也被别称为“邸报”、“邸吏报状”等。唐朝邸报是驻首都的进奏官向派出他们的各地藩镇传报朝廷消息的地方一级官报，不是中央官报。以往把唐朝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邸报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登载皇帝的起居言行，朝廷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升黜任免，臣僚的奏章疏表以及朝廷的其它重大事件，但在个别情况下，也登载和本藩镇有关的问题的专题性集中报道。唐朝不存在印刷报纸(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新闻学论集》第5辑)。黄卓明认为，中国古代报纸应始于唐朝廷发布的“报状”，“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而形成唐代的“进奏院状报”(《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2)关于《京报》。自1948年黄卓明提出“京报起源于明季”的新见解之后，国内报刊史研究者几乎都赞同这个看法。姚福申根据大量史料重新作了探索，对此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京报”这一名称虽然始见于明末，但明代人所谓“京报”，实际上仍是邸报的别称，明代不存在公开销售于民间的“报房京报”。清初的“京报”实际上仍为“邸报”的同义语，不同于后期的“报房京报”(《京报起源蠡测》，《新闻研究》1984年第2期)。

2．对着名报人、报刊政治家和名记者的研究，过去基本上是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突破。许多人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新闻界人物，打破了对一些人物评价的“禁区”。《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界人物》(1－6辑)、《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着作都注重报人的研究，写了众多报人的活动，使过去报刊史讲义中抽象乏味的论述为之改观。《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1984年)介绍了282位着名报人。

3．正式出版了一批报刊史专着、回忆录和报刊史料，填补了建国30多年报刊史无学术专着的空白。专着主要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3、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合着的《中国新闻业史》、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着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一些驰骋报坛多年的老报人撰写了回忆录，如徐铸成写了《报海旧闻》、《旧闻杂忆》和《旧闻杂忆续编》，陶菊隐和郑逸梅分别写了《记者生活三十年》和《书报话旧》。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辑的《新闻研究资料》，到1985年8月共出31辑，累计500多万字，为中国新闻史的编纂和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资料。同时还出版了一批与报刊史有关的专题着作：张友渔的《报人生涯三十年》、张季鸾等的《世界日报兴衰史》、丁浪的《谢觉哉与新闻工作》、《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乔冠华的《国际述评集》、刘思慕的《国际通讯选》等。

报刊史的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广度上正在扩展研究领域，通讯社史和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的“报刊史研究”将补足和充实成为整体性的“新闻史研究”。在深度上正在着力提高研究质量，并计划编写出中国当代新闻史着作和多卷本的中国新闻史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