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状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96页（963字）

解放后，教育史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宪承等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顾树森的《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沈灌群的《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等相继问世。毛礼锐等翻译了外国教育史的着作，陈景盘撰写了孔子教育思想和太平天国教育史的有关着作。在这一时期，以北师大与华东师大为中心，举办了教育史研究班，培养了一批教育史的研究骨干。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和指导科研，曾对我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曾经翻译出版了几种版本的苏联的《世界教育史》及其有关资料，罗炳之和曹孚等也分别编写了《外国教育史》。与此同时，苏联专家在教育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的方法等，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和阻碍了我国教育学的研究。

解放后的教育史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批判继承”的思想，对历史上出现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和有关着述，均能联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以及教育本身发展变革的情况加以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范文澜的《经学历史》和《经学讲演录》，吴晗在《读史札记》中谈到的明代教育，陈景盘叙述的太平天国教育状况，毛礼锐等在教育史中谈到的劳动人民的教育，以及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思想成果的方法等等，都给人不少新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使教育史研究受到了严重破坏。教育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遗产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遭到全盘否定。

1976年以后，随着文化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教育史研究也获得了新生。从1979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校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教育史教科书和有关的资料。1976年底，在广大教育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第一届教育史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同时成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此后，教育史研究会在1982年、1985年召开了两次会议，并协助建立了各地方教育史研究会及有关组织，召开了多次专题讨论会，教育史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