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35页（10839字）

研究概况 中国古代文学，到了唐代发展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唐代的诗歌、小说、散文、词曲、通俗讲唱文学以及文学理论，都获得巨大的成就。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建国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极重要的地位。研究者们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的来看，研究工作可分为三个时期：自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论着数量之多，是建国以前远不能相比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超过了解放前。但是也存在着生硬给古人划阶级成分、拔高或贬抑古人、重政治轻艺术等偏颇。自1966年至1976年为第二时期。这十年间，古典文学研究被“四人帮”控制、利用，纳入他们制定的“批儒评法”的反动政治模式之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科学研究着作问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资料的校勘和整理出版工作全面开展，克服了过去重政治轻艺术，重一流作家而轻视中小作家等偏向，注意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了新的突破。从1977年以来发表和出版的论着，超过了1949－1976年的总和。在这个新时期中，成立了唐代文学学会，举行了全国性的唐诗和唐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唐代文学论丛》、《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研究丛书。这样，便开创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唐诗 建国以来，对于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先后出版了李长之、王瑶分别撰写的《李白》、林庚的《诗人李白》、詹锳的《李白诗论丛》和《李白诗文系年》、黄锡珪的《李太白年谱》、王运熙等的《李白研究》、中华书局编印的《李白研究论文集》、冯至的《杜甫传》、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肖涤非的《杜甫研究》、中华书局编印的《杜甫研究论文集》(1－3辑)、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近几年来，又出版了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安旗的《李白纵横探》、裴斐的《李白十论》、郁贤皓的《李白丛考》、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金启华的《杜甫诗论集》、曾枣庄的《杜甫在四川》、朱东涧的《杜甫叙论》、曹慕樊的《杜诗杂说》、陈贻掀的《杜甫评传》(上卷)等专着。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提出了不少纠正陈说的新鲜见解。关于李白的文章，对于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几入长安、交游、从永王璘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热烈的讨论。研究者们还对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李白与神仙、李白诗歌的创作方法、艺术特点和风格、李白各种诗体的成就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例如，金性尧的《李白的梦境、仙境和诗境》(《唐代文学论丛》1984年总第5辑)一文，从文艺心理和大脑功能的角度探索了李白诗歌的梦境、仙境和诗境的关系。韩式朋的《李白山水诗的写意特征》(《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从与中国写意画的关系考察了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独创性。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的阳刚美》(《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章继光的《论李白创作的悲剧性》(《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葛景春的《李白诗歌与庄子美学》(《中州学报》1984年第6期)，都是从美学的角度对李白诗歌进行研究的。杨铁原的《李白诗歌崇高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求索》1983年第3期)，阮坤的《大鹏和云雀——从一个角度看李白和莎士比亚》(《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比较了李白诗歌崇高美和西方艺术崇高美，李自和莎士比亚对时代、对生活、对创作、对国家人民的态度，以及他们运用象征性意象的异同。裴斐的《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社及其诗歌》(《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和王昌猷、梁德林的《李白诗歌的时代特征榷议》(《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对于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这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有一些文章，对于李白的《蜀道难》、《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蜀中之作、《秋浦歌》等诗，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对于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词和《笑歌行》、《悲歌行》诗，也有人对其真伪作了辨析。关于杜甫的研究，既有宏观的把握，亦有微观的剖析。例如，黄稚荃的《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草堂》1983年第1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评论社诗的，认为杜诗“在中国二千余年的诗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最关键的地位”。文章还认为杜甫不仅能全面地继承和借鉴前人，而且有崇高的独立精神和伟大的创造发展能力。谭景椿的《盛唐时期的悲歌圣手——杜甫》(《吉林师院学报》1982年2、3期)，把杜甫的一生分为八个时期，概括为八句话：骏马雕鹗意气扬，放歌独立自苍茫，伤时优乱悲盈腹，目睹身尝痛断肠，野老无知问乐土，清溪有意抢新堂，峡中卧病诗潮涌，漂泊荆湘饮恨亡。肖涤非的《杜甫影响简论》(《文科月刊》1984年第9期)，认为杜诗思想内容的影响主要是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艺术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即事名篇”、取口语入诗、忠实于艺术创作的态度。邓魁英《释“诗史”》(《草堂》1984年第1期)，探讨了杜甫一向所享有盛誉的“诗史”的由来和实质。对于杜甫的思想和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近几年来，有张忠纲的《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3年第2期)、陶今雁的《不能低估杜甫爱国爱民诗的进步意义》(《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朱明伦的《杜甫对战争的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醒黎的《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谈杜甫的爱国爱民思想及其根源》(《语文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钟来因的《论杜甫与佛教》(《草堂》1983年第2期)等文，分析都比较公允。关于杜诗的艺术性，徐有富的《杜甫学习陶诗风格问题》(《草堂》1983年第1期)、吴明贤的《论杜甫与陈子昂》(《草堂》1983年第1期)、卞孝萱、乔长阜的《杜甫的夔州歌与刘禹锡竹枝词》(《草堂》1983年第2期)，从比较的角度论述了杜诗和陶渊明、陈子昂、刘禹锡诗在艺术上的关系；余冰寒的《试谈杜甫诗中的清词丽句》(《写作》1984年第2期)、路景云的《谈杜诗中的炼字》(《河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论述了杜诗的语言特点；邓魁英的《杜甫诗中的马和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谭景椿的《杜甫咏物诗浅论》(《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黄崇浩的《杜诗取景特点脞谈》(泉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虞愚《论杜甫诗篇言情写景的特点》(《黄岗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专论了杜甫写景、咏物诗的艺术成就。近几年来，对于杜甫律诗艺术的研究愈益深细，有裴斐的《杜律举隅》(《草堂》1983年第2期)、万云骏的《试论杜甫的七律》(《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毛庆的《浅谈〈秦州杂诗〉二十首的格律特点》(《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等。牟怀川《试论杜甫的五言排律》，论述了前人论述较少而又比较困难的题目——杜甫排律的成就和局限。程千帆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认为这首诗抒写了青年杜甫对“饮中八仙”这一群堪称才俊的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的错愕和怅惋心情，“以前所未有的创新手法，在沉缅于酒这一共同点下，通过极简练的写意笔法勾勒出了八个不同的个性化典型”，不仅在艺术上是一首形式独特的杰作，而且是杜甫早期诗作发展轨迹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由于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的风气盛行，从美学角度研究杜诗成为一种倾向。吴调公的《旅食京华春——长安十年杜甫的审美观》(《草堂》1984年第1期)、王启兴的《论杜甫题画诗的美学思想》(《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王岳川的《社甫诗歌意境美初探》(《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杜甫诗歌的象征美》(《天津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等，都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还有一些文章，考证杜甫生平事迹、佚诗伪诗、旅殡和墓葬。例如，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通过考证，否定了杜甫是因严武死后孤苦无依而离蜀的旧说，得出了杜甫是由于奉召赴京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而离蜀的结论。廖仲安、王学泰的《杜诗注本述评》(《文史知识》1984年第7期)，对宋元明清的十种重要杜诗版本作了简介和评价。许总的《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草堂》1983年第1期)和许永璋的《略评〈杜诗详注)》(《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分别对《杜诗论文》和《杜诗详注》作了研究和评价。此外，1980年以来关于李白、杜甫的文章，还有一些是针对郭沫若所着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而发，批评了郭的扬李抑杜论，赞成李杜并重论。傅庚生的《简论李杜诗》(《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追述他1962年的旧作，提出了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角度来评论李杜的问题。他说：“总的说来，历代对李杜的评价多半是作抑李扬杜说的。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大着《李白与杜甫》，一反过去的陈案，虽然口头上声称是作‘李杜并称’的，但实际上已经是‘抑杜扬李’了。……但是他却对自建国以来在李杜研究中广泛存在的‘抑李扬杜”的观点进行了大胆且尖锐的批评，这对全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以为应该给以郭着充分的肯定。”

除了李杜以外，对于唐代着名诗人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李商隐、杜收等的研究，也取得了显着成绩。近几年来，有些文章较深入地、富有创见地研究了孟浩然、韩愈、李贺、刘禹锡，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例如，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一文，从孟浩然诗歌中勾稽、整理、综合分析，提出了孟浩然有“一个相当鲜明完整的诗歌美学观”的看法。该文具体而充分地分析了孟浩然爱好清美，追求的是“清真之美”、“清幽之美”、“清空之美”、“清旷之美”“清淡之美”。所以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则是由陈子昂过渡到李白诗歌美学观的一座桥梁。舒芜的《论韩愈的诗》(《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分析韩愈的诗歌“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二者都可以说是用夸张的手段，或者说是在近于夸张的程度上，来塑造一种新的美。而这也就是韩愈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其论述颇为中肯。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指出号称攘斥佛教不遗余力的韩愈，其诗歌创作却受到唐代寺庙壁画的深刻影响。他把寺庙壁画的“奇踪异状”、“地狱变相”和“曼荼罗画”的画意深入渗透到诗歌的兴象和意境中，形成了险怪的诗风。文章见解新颖，分析得透辟精当。范之麟在《李贺诗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色》(《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长吉体”“以构思奇妙、意境瑰丽、结构跳跃和语言独造为主要的特征”。对于李贺的“跳跃的艺术结构”，做了较具体的分析。吴汝煜的《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从“取境美”、“含蓄美”、“音乐美”三个方面，细致地赏析了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特色。陈伯海的《李贺与印象派》(《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吴调公的《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孙映逵的《试论岑参边塞诗的风格及其形成原因》(《文学遗产》增刊16辑)，都是赏鉴较为精细的论文。近几年来，掀起了一股“王维热”。王维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有数十篇之多，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一些文章考证了王维的生卒、举解头、进士及第年，两度出仕的历官及行止，几度隐居的处所及年代，生平交友和入蜀及吴越之行，还考订了王维诗文真伪及其作品系年。关于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研究者们深入、集中地探讨了王维诗歌中的禅意和画意问题。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一文首开其端。随后，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文艺论丛》1980年第10期)、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史双元的《禅境画意入诗情》(《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文达三的《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金学智的《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等文，继续作了深入、具体的论析。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则着重探讨了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

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可以说是连年丰收。众多的文章，论述到的诗人有李世民、王绩、王梵志、韦承庆、杜审言、寒山、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吴中四士、张九龄、王之焕、李颀、王湾、王翰、基毋潜、王昌龄、储光羲、刘长卿、韦应物、元结、张继、顾况、皎然、司空曙、张志合、李益、孟郊、张藉、常建、王建、薛涛、李德裕、项斯、张祜、朱兴余、许浑、韩偓、罗隐、皮日休、李群玉、曹邺、杜荀鹤、于濆、聂夷中、鱼玄机、郑谷、张孜、秦韬玉、刘驾、胡曾、贯休、齐己、雍陶、韦庄等等，显示了研究视野的拓宽。

对于唐诗的总体研究，50－60年代，在郑振铎、林庚、刘大杰、游国恩等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编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冯浣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等专着中，对于唐诗的发展过程及其辉煌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但这方面的研究，在长时期内仍然是薄弱的。近几年来，有了大的进展。刘开扬23万言的《唐诗通论》，书中记下了作者不少精到的见解。任半塘80万字的大着《唐声诗》，从声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唐代音乐及唐人诗歌的实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整体上探讨唐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林庚的《略论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认为唐诗高潮的标志有“赋及其影响的衰亡”、“绝句登上诗坛”、“边塞诗的涌现”三个方面，这正是历代称誉的盛唐之音的特色。其论述抓住了唐诗高潮值得注意的实质问题。余恕诚的《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探讨了唐诗如何表现当时人们的生活美和精神美。胡国瑞的《唐初诗风评议》(《光明日报》1983年12月)，意在矫正过去一般人认为唐初诗坛上仍然笼罩着梁陈宫体诗风的看法，指出唐初诗歌只能说是绮丽余波的洄漾，是诗歌本身由梁陈进入唐代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对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应实事求是加以辨析。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指出大历时期于十才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吴中诗派”，并探讨了这一诗派的理论和创作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这就填补了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葛晓音的《诗变于盛衰之际——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辑)，卞孝萱、乔长阜的《大历诗风浅探》(《唐诗探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都是论述大历诗风的。吴调公的《“秋花”的“晚香”——论晚唐的诗歌美》(《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同上)，对于晚唐诗歌发展状况、艺术风格特色、流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姜书阁的《唐宋诗别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马茂元、陈伯海的《隋唐五代诗歌概述》、陈植锷的《唐诗与意象》(《文学评论丛刊》第13辑)、武复兴的《唐诗与音乐》(《唐代文学论丛》第5辑)、钟元凯的《唐诗的任侠精神》(《北京大学学报》)等，也都是近年来从总体上研究唐诗的较好的论文。

新时期以来，先后开展了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唐代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的评价、《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李商隐的无题诗与锦瑟诗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其中，关于边塞诗问题，经过讨论，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文学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思想的渊源上进一步揭示了唐代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第二，突破了以战争之性质论定边塞诗的价值的模式，从而在较为深广的背景上探讨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唐代边塞诗多方面的成就；第三，着眼于边塞诗人艺术风格与边塞诗作艺术表现手法的研究；第四，由重点研究盛唐兼及中唐个别诗人扩大到对初、中、晚唐边塞诗的研究”(胡大浚：《唐代边塞诗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5年)。比较起来，从整个流派的角度研究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文章不多。刘德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就是以这个诗派为研究对象的一篇值得重视的论文。在关于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影响问题的讨论中，研究者们不满足于“是”或者“不是”的简单结论，而是采幽抉微，力图再现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使立论有更充分的根据和更强的理论力量。程千帆从科举制度对社会风尚和文人生活的影响的广角度进行研究，写出了一部有价值的专着《唐代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傅璇琮的《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一文，充分地论证了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诗赋取士，进而论证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的作用。但是，作者并非一概否定进士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探讨了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这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考试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叙述，符合唐代整个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扩大了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眼界，是这个问题研究的新成果。

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也取得很大的成绩。研究者们为李白、杜甫、王维、张九龄、元结、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一批诗人撰写了年谱、传记或作品系年。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一书，考证了杨炯、杜审言、贾至、张谓、张继、李嘉祜等三十多位诗人的事迹，间也论述其创作。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一书，也考证了十位诗人的行年。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还编撰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关于唐诗的鉴赏文章，数量更为可观。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唐诗鉴赏集》、霍松林的《唐宋诗文欣赏举隅》、霍松林、林从龙选编的《唐诗探胜》。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书，精选了唐代190多位诗人的名篇佳作1100余首，每首诗附一篇赏析文章，书末还有多种资料的附录。其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前出版的所有唐诗赏析一类的书。

唐代散文 这方面的工作，远不如唐诗研究活跃，发表的论着较少。“文化大革命”前的论文，大都集中在关于古文运动和复古的关系、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韩愈散文的风格、古文运动和传奇写作的关系、韩愈柳宗元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的讨论等问题上，对韩、柳以外的其他散文作家的研究比较沉寂。新时期以来，研究工作增添了生气，逐步开拓出新的领域。发表的论文，虽仍主要集中在关于古文运动的评价和认识，关于韩愈和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关于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等问题上，但讨论已大大深入了。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以这四大家为对象，研究古文由唐及宋继承转化、发展途径以及各自的成就，生面别开，新意迭见。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是国内第一部篇幅较大的唐代古文运动史。作者“把古文运动看作一个历史过程，论其发展而追究其时代、阶级、思想、文学创作的背景；考察各个阶段的面貌及追索前后的联系，纵可看出古文运动发展的序列，横又可看出一时概貌。各段所论，也较迄今有关古文运动的着作为丰富，如，论开天之际的古文家，不仅及于萧颖土、李华、贾至、独孤及，且及于宋璟、李白、苏源明、元结诸人；论晚唐孙樵、皮、陆，而兼及杜牧、李商隐诸人，等等。”书中还“把古文运动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对古文家的历史评价和对整个古文运动的考察都力求作到全面确切，不以偏概全”。“此外，书中对古文运动在晚唐时代的发展状况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何以鲜：《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5年)。刘国盈的《唐古文运动论稿》一书，由22篇文章组成，每篇独立成章，合起来又大体反映古文运动发展的全貌。书中立论平稳，却不乏独到见解。例如，认为古文运动的产生并非“中兴”的唐代在文化上的反映，而是“中衰”的唐代在文化上的需求；认为韩愈作《师说》的目的，是要提倡圣人之教，来抵制佛教；而《原道》中提出所要“诛”的民，指的是藩镇军阀和僧尼道姑。书中对古文运动中的一些研究较为薄弱的问题，如古文作者队伍状大的原因、佛教的传播对古文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刘禹锡在古文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以及晚唐古文创作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关于韩愈、柳宗元以外的作家的研究，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探讨了李商隐的古文和骈文创作的成就。邓魁英的《罗隐和他的〈谗书〉》(《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全面评价了《谗书》。刘忆萱的《李白古赋的艺术特色》(《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对李白的8篇古赋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这类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代表了唐代散文研究领域扩大的趋势。

唐代小说、戏曲 建国以来，唐代小说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集中在少数名篇上。50年代出版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和张长弓的《唐代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二书，都是着重对作者和故事内容作阶级分析，不免有简单化的弊病，此后，直到1981年，才见到吴志达的《唐人传奇》一书，虽是一本知识性读物，但对唐人传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初步总结了近人的学术成果。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传奇鉴赏集》，是一部唐代传奇的专题论文集，偏重于艺术性的赏析，对作品的评论逐步深入了。目前，尚未见到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专着，但论文逐渐增多。一些文章，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作家作品。如吴庚舜的《传奇研究也应知人论世——论蒋防及其〈霍小玉传〉》(《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一文，对蒋防的诗、文、小说及有关史料作了综合考察，纠正了旧说的错误，详细论证了蒋防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创作成就以及《霍小玉传》的系年，借此说明传奇研究的知人论世尚大有可为。程毅中《〈玄怪录〉〈续玄怪录〉的版本和作者》(《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沈亚之及其〈秦梦记〉》(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辑)等文，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文章，对于《古镜记》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展开了讨论。还有一些文章，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王运熙、杨明的《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论述了唐诗和传奇的三种配合方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二册)论《焦氏易林》和《太平广记》时，将《补江总白猿传》、《梁四公记》、《聂隐娘》这三篇传奇，同中外文学作品作对比研究。此外，袁维国的《唐传奇行卷说质疑——兼论唐代传奇创作繁荣的原因》、费秉勋的《唐人爱情悲剧小说初探》、王汝涛的《论唐代的豪侠小说》(《南开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姜云的《唐传奇的艺术特色》(《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等文，也都体现了研究工作的新进展。但总的看来，唐代小说的研究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建国以来，研究唐代戏剧的人很少。任半塘的《唐戏弄》是一部重要着作。它从基本史料、体裁效用、设备伎艺、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等方面，对唐五代340年间戏剧的发展作了详细的探讨，并在唐代乃至古剧发展整个历史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与以往几种戏剧史着作不同的见解。

唐代文学理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是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领域。建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罗根泽、敏泽等人分别编写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关章节中。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集中于陈子昂、刘知几、李白、杜甫、元结、自居易、韩愈、柳宗元、杜牧等少数作家的文学思想的研究，面比较窄，旧论点重复较多。近几年来，情况有了显着的变化。报刊上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对陈子昂的“风骨”“兴寄”说的探讨，也比较过去深入。司空图和皎然的诗歌理论成了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主要课题。这方面的论文，有黄保真的《司空图美学理论刍议——读〈二十四诗品〉》(《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李黎的《审美意象与司空图的〈诗品〉》(《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郁沅的《司空图审美理论中的“三外”说》(《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等数十篇。除此之外，李中华的《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陶文鹏的《论王维的美学思想》(《美学》第5期)、罗宗强的《牛希济〈文章论〉与晚唐五代倡教化的文学观》(《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等文，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罗宗强在《论唐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中，从创作倾向与理论批评相印证的角度，论析了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倾向，探讨了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若干规律性问题。

唐代文学研究还包括敦煌文学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在世界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