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43页（5162字）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侧重于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着的研究。

50年代，学术界对这些古典名着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人民性、思想倾向和主要人物形象的评论展开的。1959年，曾就关于《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讨论，史学界有人首先提出了“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同时还对《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尊刘抑曹”，表现了“忠义”这一封建伦理主题，反映了封建正统思想；另一种则认为“拥刘反曹”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一时期古典小说研究中还对上述古典名着的“人民性”向题，宋元话本的起源、特征和内容问题，“三言二拍”反映的市民思想问题以及明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问题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70年代中期，全国曾掀起一阵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宋江”的热潮，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上千篇文章。这些文章口径一致，都指责《水浒传》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部分文章还影射比附当时的政治问题，使学术研究走上歧途。

1978年以来，古典小说的研究日趋活跃，不但对历来有争论的作品继续发表意见，研究的范围也有所扩大。目前已建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三国志演义》和《儒林外史》的学术团体，研究《水浒传》、《西游记》和冯梦龙的学术组织正在筹备之中。每年都有全国性学术活动，还出版了多种研究论文的专刊专集。

《三国志演义》研究 近几年来集中讨论《三国志演义》的主题、政治倾向及主要艺术形象问题，也有部分论者从军事文学的角度探讨它的成就，其中对《三国志演义》主题的探讨，提出“民族历史悲剧”，“对仁政的歌颂向往”、“反映农民愿望”和“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等几种新说。刘敬圻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曹操在罗贯中笔下“具有多方面的，色彩分明的英雄性格”。此外，对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也进行了讨论。1983年以来已召开过三次全国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2年)、《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等专着。

《水浒传》研究 首先开展了对苏北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真伪问题的争论。部分专家学者联名发表的《江苏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认为在大丰、兴化搜集得来的文物资料表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即葬于兴化施家桥的施彦端。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在验证了这批文物史料之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此外，关于梁山义军的性质问题、宋江形象评价问题和李贽、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整理问题，也继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已召开过两次全国性的《水浒》讨论会，并编辑了不定期刊物《〈水浒〉争鸣》。

《西游记》研究 1982年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世400周年。全国《西游记》研究者曾在淮安和连云港举行学术讨论，将《西游记》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西游记》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幻想艺术、孙悟空形象等方面。其中孙悟空形象是否源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的问题比较引人注目。季羡林在《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中认为“哈努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这个人物形象最初产生于印度，传至中国，经过改造与发展，就成了孙悟空”。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的出版社，1980年12月)等则认为此说不确。肖兵的《元支祁哈努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5期)则主张孙悟空是中国神话中元支祁与印度史诗里哈努曼融汇而成的“综合典型”。此外，吴承恩故乡江苏淮安还组织人力调查，发现了吴承恩的棺木和遗骸，请有关部门复原塑制了吴承恩象，并拨款修复了吴承恩的故居和墓地。

《金瓶梅》研究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历来是文学史之谜，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继续进行了探讨。目前有下列几种看法：朱星在《〈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中考证是王世贞，徐朔方的《〈金瓶梅〉成书补正》(《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1期)考定为李开先，而黄霖则认为是贾三近(张远芬：《〈金瓶梅〉新证》，齐鲁书社，1984年)。此外，李厚基的《人妖鬼狐的艺术世界》，对《聊斋志异》的艺术研究颇有心得；陈美林的《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和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是关于《儒林外史》研究的新收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的冯梦龙的佚着《寿宁待志》提供了这位晚明文学家很多思想资料。关于志怪、传奇、话本、讲史、公案、神怪小说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前志怪小说史》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关于古典小说书目、史料和研究资料的汇辑、整理也取得不少成绩。

《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围绕它的思想艺术、时代背景和作者家世等问题曾经多次展开全国规模的热烈讨论。50年代，针对俞平伯着《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重印)一书及《红楼梦简论》(《新建设》1954年3月号)等文章，发起一场对《红楼梦》的讨论。尽管俞平伯在这些着述中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版本、作者有其独到的分析，表现出深厚的功力，但很多主要观点仍是沿袭自己20年代的旧说，若干问题的看法未必恰当。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和《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两文对俞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俞着表现出“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见解”，重复了胡适的“滥调”，是“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此后，他们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批判胡适、俞平伯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同时，阐述自己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观点和评价，这些文章后来收入《〈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中。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指出这场“批判”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引起全国各界普遍关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有数百篇文章和各种会议的报道发表，其中主要文章收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中(作家出版社，1955年)。这次讨论尽管也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如探讨《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倾向，端正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等等，但总的说来，将学术中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以行政方式匆忙做出结论，以致展开政治批判，是不利于繁荣学术的。此后，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和蒋和森的专着《〈红楼梦〉论稿》(人良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1981年9月修订)，以其立论平实、分析深入而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1962年前后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学术界对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文汇报》1962年3月14日)、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4月8日)两文认为曹雪芹卒于“壬午”(1763年)，而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0日)及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光明日报》1962年4月2日)等文则认为曹氏卒于“癸未”(1764年)。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全面评价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纪念性论文，其中茅盾的《关于曹雪芹》(《文艺报》1963年第12期)和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贡献》(《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较为重要。文化部等有关单位在故宫举办的大型“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2至1974年，在“文化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全国又掀起一阵“评红热”，发表的文章达数千篇之多，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也有上百种。这些文章和小册子大多随声附和，“千部一腔”，并无严肃的研究意义，其中梁效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人民日报》1974年6月28日)等文章还含沙射影，怀有特殊的政治用心，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章都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红楼梦》和其他古典作品的研究中造成了混乱，影响极坏。

1978年以后，《红楼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发表的文章每年均有数百篇之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曹雪芹“佚着”的真伪问题，曹雪芹对《红楼梦》的着作权问题等。陈毓罴、刘世德的《曹雪芹佚着辨伪》(《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曹雪芹画像辨伪》(《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3月)等文对前几年发现的“废艺斋集稿”和“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辨析，澄清了社会上的一些误解。此外，关于传为曹雪芹的若干文物及香山正白旗39号“故址”问题也有不少文章进行争论。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北方论丛》1979年1期)和《石兄和曹雪芹》(《北方论丛》1979年2期)中，根据从脂评系统钞本发现的若干矛盾纰漏之处，提出《红楼梦》原作者并不是曹雪芹，曹只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之说法。很多的研究者从全书内容、版本、脂评等方面对戴说提出了质疑，仍然坚持《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这两个论争在国内外学术界反响较大。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和思想倾向的讨论，有的研究者坚持宝黛爱情悲剧是全书的主题，有的认为“四大家族兴衰史”是全书的主题，也有论者认为爱情与政治的主题可以结合。还有一些研究者对“文革”中流行的“政治历史小说”、“爱情掩盖政治”等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此外，关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分析、艺术成就的探讨、红学史及比较研究等也很活跃。王朝闻的《论风姐》(百花出版社，1980年)一书在探讨凤姐这个艺术形象的同时，发表了自己的艺术和美学见解。张华来的《漫说红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等着作着重探讨了有关《红楼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方面的广泛问题。徐迟和段启明先后出版的《〈红楼梦〉艺术论》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艺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则专注于全书诗词曲赋所反映的问题。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占籍出版社，1980年)，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曹雪芹佚着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周绍良的《〈红楼梦〉研究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30年)等是这些老专家多年研究的成果。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郭豫适的《〈红楼梦〉问题评论集》(上海占籍出版社，1981年)，苏鸿昌的《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重庆出版社，1984年)，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年)，应必诚的《论〈石头记〉庚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等则是中年研究者的力作。郭豫适和韩进廉也有研究红学史的专着，系统地总结了红学200多年来发展的历史。

关于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汇辑也做了大量工作，比较重要的脂评系统钞本均己影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脂评系统钞本为底本的新校注本《红楼梦》作为通行版本出版。

此外，还召开过五次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建立了中国红学会，出版了《〈红楼梦〉研究集刊》和《〈红楼梦〉学刊》，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内研究力量的雄厚。1980年在美国曾召开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近年来美、英、日、苏等国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频频来访，促进了国际性的红学研究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