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族、庶族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16页(3233字)

1.唐代士族、庶族概念的内函 有五种看法,一是认为士族指门阀士族,庶族指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的传统看法。二是认为唐代庶族与魏晋以来的庶族不同,后者是士族对皇帝的谦称,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提法。三是认为以士族和庶族概括唐代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将这个阶级划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普通地主。四是认为可将唐代地主阶级分为在野和在朝两派(阎守诚、赵和平整理:《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五是认为可把这个阶级分作皇家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和僧侣地主。

2.唐代士族的构成 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唐代士族是魏晋北朝旧士族的残余(同上)。一种看法认为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旧士族根本不同,因前者主要是依靠科举取得政治地位,没有特权身分(乌廷玉:《唐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另一种看法认为唐代士族既是魏晋南北朝旧士族之延续和遗存,又增添了新成分。至于新成份是什么,学者间分歧很大,焦点在于“关陇集团”算不算士族。有的认为它是唐代士族重要组成部分,应尊重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之历史事实。有的认为“关陇集团”称军事贵族更恰当,不能算士族。

3.对唐代士族势力大小的估计 许多学者认为经过魏晋以降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历次农民起义打击,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至唐初,山东旧士族业已衰落。有的认为,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士族地主已退出历史舞台(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有的认为,尽管唐代有士、庶合流趋势,但士族势力确实存在(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有的认为,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士族势力比魏晋时确实大为减色,但不能低估其政治经济势力(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有的认为,唐代士族在中央和地方均有很大影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央政策和政局(阎守诚、赵和平整理:《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有的认为隋唐士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和相当大的经济势力(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不少学者认为唐中、后期士族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担任高级官员者比唐前期增多,还有些学者认为隋至武则天是士族掌权。

李党争”算不算士、庶之争 说“牛李党争”属士、庶之争是陈寅恪首先提出来的。多年来,赞同和反对者均有,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陈说提出商榷。认为牛党中有士族出身官僚,李党里亦不乏庶族出身进士及第者,故两党之争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有的认为社会现象复杂错综,不一定非用士庶之争解释牛李党争(阎守诚、赵和平整理:《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5.唐王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问题 对于唐太宗修《氏族志》,过去的流行看法认为这是唐太宗打击山东士族,有反旧士族作用。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有的认为唐太宗打击了旧士族,开了唐代士庶合流的滥觞(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有的认为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严士庶之辨,在压抑部分旧士族之同时,又拔擢部分新进仕族,为当时勋贵和世家大族效劳(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还有的认为唐太宗也有浓厚的门阀观念,修《氏族志》乃是出于树立以关陇贵族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的需要(《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对于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传统看法认为这是她为了提高自己门第,代表庶族地主利益,打击士族地主。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商榷,认为上述看法有片面性,因为武则天是地主阶级头子,不可能仅代表这个阶级里某一阶层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有的还认为,她确实提拔了许多庶族地主,然而其主观上却并无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6.隋唐土族地主没落时间 一般论着认为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近年来,有的以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就标志着门阀地主专政已为庶族地主政权所取代(《中国历史学年签》,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的说,唐武宗时出现的衣冠户取代旧士族门阀,便标志着魏晋以降旧门阀士族门第业已无可挽回地垮台了(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一、专着: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汪籛:《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谷霁光:《府兵制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

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

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付璇琮:《唐代人丛考》,中华书局,1981年。

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二、论文:

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孙达入:《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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