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考古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09页（2795字）
一、西周都城遗址的考察 建国以来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是从陕西长安的丰镐地区开始的。通过50年代的连年发掘，开始对西周的物质文化有较多的认识，并且建立起西周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津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西周遗存丰富的沣河两岸，虽然至今仍未找到表明其为丰镐的直接证据，但曾发现夯土基址和许多残瓦、制陶和制骨的作坊址、中型贵族墓葬和车马坑，以及铜器窖藏等遗迹，据此推断丰、镐二京的所在地应相去不远。
地跨岐山，扶风二县的周原，是文王迁丰以前的都邑，西周时期仍为重要的政治中心。70年代在此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西周文化遗存有更多的了解(陈全方：《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文博》1984年第1期、2期)。岐山凤雏村的大型建筑基址，是一处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部分屋顶用瓦覆盖，年代下限为西周晚期。这里曾出土一批反映殷周之际史实的刻辞甲骨。扶风召陈村的大型建筑基址，则是十多座有成排柱础的瓦顶殿堂，年代下限亦属西周晚期。众多的窖藏则出土数以百计的西周铜器，其中许多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长铭文铜器。当地还曾发现制骨作坊遗址、贵族和平民的墓葬。关于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看法。参加周原发掘的一些人员断定，它们可能是周王室的宫室宗庙(尹盛平：《周原西周宫室制度初探》，《文物》1981年第9期)。有的论者表示异议，认为这一带在文王迁丰后即被封为周公采邑，两处建筑基址可能是附近铜器窖藏主人的宅院，岐邑应在周原的其他地方(丁乙〈张长寿〉：《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
为探寻西周时期的洛邑(王城)，50年代曾在洛阳西部作过较多的田野考古工作。但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西周遗迹。后来在洛阳东郊的北瑶、厐家沟一带，发现范围颇大的西周贵族墓地，以及为王宝室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为判明西周时期的城邑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
二、各地西周墓葬的发掘 西周时期的墓葬，在丰镐、周原和洛阳已发掘不下千座，基本上都是中小型墓，有的还出土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根据地层关系、器物组合及其形制，早已进行分期。西周时期的王陵迄今尚未发现，但曾发掘几处当时的诸侯墓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在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有带南北两条墓道的大墓，规模与过去在浚县辛村发掘的卫墓相仿，很可能是西周初期的燕国陵墓。现已发掘的近二百座墓中，有几座所出铜器的铭文表明，墓主是分属不同氏族的燕侯臣属。联系到辽宁喀左地区曾出土“匽侯盂”，其铭文内容与琉璃河所出的西周铜器相同，使我们对西周初期的燕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1期)。
宝鸣茹家庄、竹园沟两地发现的西周墓，属于文献失载的
国。两地的随葬器物，既有典型的西周青铜礼器，又有寺洼文化(或称安国式)的陶器和别具特色的铜器，为探讨当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提供了重要资料。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的两座西周墓，被认为与文王所伐密须有关。
长江下游发现的西周铜器，以及当时这一地区流行的土墩墓，也反映了周初推行分封制的一些情况。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记述成康时期册封矢为宜侯的史实。所谓土墩墓，是在平地上堆土封筑，不挖墓穴，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随葬器物以带地方特色的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为主，出土个别的青铜礼器则是中原风格和地方特色并存。这种具有地方特点的物质文化，在其他边远地区同样存在，这正是周人始作开发的反映。
三、西周铜器的分期断代 关于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除修订重版郭沫若着《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等书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陈梦家遗着《西周铜器断代》一稿(《考古学报》第9、10册，1956年第1－4期)。该稿对1966年以前的西周有铭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详细研究；并根据形制和纹饰的演变，第一次将西周铜器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期约当武王至昭王，中期约当穆王至夷王，晚期约当厉王至幽王。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70年代到现在，各地发现的西周铜器数量很多，有铭文的达六七百件。这些铜器，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对西周铜器的分期断代，也有很大的推进(王世民、张亚初：《西周铜器窖藏和有关西周史实的重要铜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西周前期，每个王世都曾发现新的标准器，例如武、成、康三世的《利簋》、《何尊》和《宜侯矢簋》等。而微氏家族铜器群和裘卫四器的发现，为标准器较少的西周中期，尤其是恭王时期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较多的可靠资料。李学勤从这两组铜器出发，对陈梦家的西周钢器三期说提出修正意见，认为中期的下限不是夷厉之间，而应划在孝夷之间(《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论即“康宫”是否康王宗庙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郭沫若、陈梦家持否定态度，断代上的意见接近，将许多器物定为成康时器(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则持肯定态度，将那些器物考定为昭王时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其遗稿有《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和《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商周时代部分)，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商周考古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