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考古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9页（3822字）

主要成就表现在对隋唐两京城和隋唐五代墓葬的发掘及隋唐遗物的专题研究上，其成果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一、隋唐两京的勘察与发掘 隋唐长安与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城市规划，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都市的兴建(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隋唐长安城的大规模勘察始于50年代后期，到1962年完成了对城垣、街道、坊市、渠道的初步勘测，并绘出该城址实测图和复原图。

隋唐长安郭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夯筑，外侧有城壕，东西南三面各有城门三座，北面仅残存门址一座。郭城北部正中为南北毗邻的皇城宫城，其余部分为居民区，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将其划分为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110个坊和东西两市，长安的整体布局，是以连结皇城及郭城正南门的南北大道为中轴，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的，结构谨严，区划整齐，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设计的传统，合乎封建统治者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主极的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制思想。7世纪后虽在宫城东部先后兴建了大明宫、兴庆宫，但其基本布局并未根本改变。长安的坊、市，四周均筑围墙，这种坊市制度说明，长安是典型的封闭式都市。

60年代前期完成了对大明宫、兴庆宫的全面勘察，发掘了大明宫含元殿和麟德殿殿址。大明宫平面为梯形，其南北轴线上前后排列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两侧配置其他殿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兴庆宫平面为方形，北为宫殿区，南为园林区，中隔一道宫墙。这是两种风格不同的唐代宫城布局。含元殿、麟德殿是唐代前期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皆以殿堂为主体，辅以廊道、亭、楼，结构协调，外观壮丽，显示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唐代建筑技术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勘察，长安东西两市围墙内均设沿墙街和井字形街道。市中心为市场管理机构，沿街有各种店辅及储藏室，部分店辅附设加工场或作坊。从店铺遗迹、遗物看，确如文献所载，市内是按行业分区的。

通过对青龙寺及长安郭城明德门、大明宫玄武门、重玄门的发掘，还了解到唐代佛寺的布局和城门门道的一般作法。

对隋唐洛阳城的勘察，50年代已大体查明了外郭城的范围、形制及一些城门的位置。60年代前期又勘察了宫城皇城(包括附属小城)及街道、坊市，同时发掘了皇城右掖门及其他建筑遗址。

隋唐洛阳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与长安有所不同。其郭城略呈长方形，面积小于长安，突出特点是皇城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高亢处，南临洛河，北建二小城，东有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偏居郭城西部。坊市区也是棋盘式的格局，但三个市场分置郭内东部及南部，俱傍河渠。宿白认为，洛阳城的规划更多地考虑了宫廷防卫、控制居民和繁荣工商业的问题(《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70年代对含嘉仓城和子罗仓进行的勘察、发掘，使含嘉仓城旧貌得以复原，并取得了唐代粮仓管理制度的具体资料。这两座大型粮仓，皆以具有防腐防火措施的地穴式粮窖储粮。含嘉仓所出铭文砖，刻有粮窖位置，租粮种类、来源和数量，以及负责运输、入仓之职官姓名，表明该仓是以仓城内纵横大道为座标分区管理的。

二、隋唐陵墓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一)唐代帝陵调查。除唐昭宗以外唐代18个皇帝的陵墓分散于关中诸县。通过勘察，基本弄清了唐代陵墓制度(地上部分)及其形成过程。唐代帝陵依山为陵的作法，始自太宗昭陵，后相沿成制。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在陵区内辟陪葬区以皇亲勋臣陪葬的制度。自高宗乾陵始，陵园平面布局定形化，石刻组合也大体固定下来。

(二)隋唐墓葬的发掘、研究。建国以来各地发掘的隋唐墓已达数千座。分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广大北方地区墓葬面貌比较统一，南方各地则多有较鲜明的地方色彩。60年代以来开展的隋唐墓分区研究，一般将其分作西安、洛阳、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六个典型地区。这种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各区内隋唐墓分期的研究，如对西安地区隋唐墓，60年代编写的《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将其分为三期；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则提出了可分作四期的看法。通过此项研究，加深了对各地隋唐墓在形制、壁画、随葬品方面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隋唐由繁荣到衰落的大致进程。

三、隋唐遗物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各地隋唐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大量手工业产品，是研究隋唐社会经济的珍贵资料，这里介绍的是对瓷器、唐三彩、金银器、丝织物和铜镜的专题研究。

近年，李知宴发表的《唐代瓷窑概况及唐瓷的分期》一文(《文物》1972年3期)，记述了唐代瓷窑的发现，同时根据各个时期瓷器的釉色、形制、装饰手法及纹样等特征，将唐代瓷器分作高祖至武则天时期、中宗至代宗时期、德宗以后第三期，具体表现了唐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

唐三彩是唐代新出现的一种美术陶瓷，以釉彩绚丽为特征，最早见于高宗时期墓葬。《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一书对洛阳的发掘品进行了釉药成为鉴定，对唐三彩工艺作了有益探讨，并指出，西安、洛阳两地三彩器胎质、造型、釉色均有不同，应各有产地；此项工艺在盛唐达到极盛期，安史之乱以后在两京地区迅速衰落，而在扬州一带却出现勃兴的趋势。

金银器皿制造是唐代又一项新兴的手工业。唐代金银器皿出土数量已达300件以上，集中出土于西安及其附近地区。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章，从形制、纹饰出发对金银器皿进行分期研究。认为我国的金银器皿制造是从唐代开始发达起来的，在其发展初期无论器形或纹饰都受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后，萨珊式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主题纹饰也成了牡丹花和花鸟图案，外来因素已融化于传统民族风格之中。对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皿的鉴定表明，唐代金银器皿工艺技术精细复杂，各项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建国以来，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唐幕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使关于唐代丝织、染印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中《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是一部重要着作。据研究，唐代丝织品的织造、印染技术都有惊人发展。织造方面，唐代前期传统的经锦已达到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地步；纬锦产量激增，畅销国内外市场。到唐代中期，又出现花鸟纹锦、彩条斜纹经锦、晕纲提花锦等一大批新工艺、新产品。垂拱年间墓还出土了缂丝和双面锦。其他如绮、罗、绢、纱、轻容等也无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染色丝织品中，染缬颇多，主要是绞缬、蜡缬两类。蜡缬品中，无论单色还是套色，都颜色纯正，花纹清晰。近年有人在实验的基础上，对一些曾被认为是蜡缬的标本提出异议，认为它们是用碱剂印花法或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武敏：《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印染》，《文物》1973年第10期)。

对唐代铜镜的分期研究，曾见于60年代出版的《西安郊区隋唐墓》。近年孔祥星又根据各地出士的丰富资料进行了较系统的专题研究，将隋唐铜镜分为三期，并列出了各期流行的纹饰和镜型(《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四、五代十国墓葬的发现 五代墓葬所见甚少，十国墓葬较多，主要有南唐李昪墓、李璟墓、吴越钱元瓘墓、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等。这些帝王陵墓或依山为陵，或建于高地；地上多有陵台，墓室多具前、中、后室；有的随葬谥宝、哀册，是研究唐宋陵墓制度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发掘了一些王室成员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如钱元瓘之父母墓出土的带“官”和“新官”款白瓷，钱元瓘墓出土的被认为是“秘色瓷”的青瓷，闽国主王延钧夫人墓所出伊朗输入的伊斯兰式样孔雀蓝釉陶罐，都是陶瓷珍品；钱元瓘及吴汉月墓的石刻天文图，是目前所知最有科学价值的古天文图之一：王建墓及孟知祥墓的各类石雕人物还是精美的石刻艺术品。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