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社会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96页（1942字）

从解放到5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工作处在宣传普及阶段。北京地区中央及地方各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的教学人员都积极地投身于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马列主义学习班、研讨会、讲座。各大学先后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1949年，北京大学文法学院和经济系开设了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两门课程。市委动员、组织市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宣传、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设机构——讲师团。

在此期间，首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教师写出了一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读物，翻译了大批苏联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专着和小册子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其中，较重要的有李琪的《〈实践论〉解释》(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矛盾论〉浅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李林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年－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翻译的《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等。

自1950－1954年的5年间，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界着重在历史、经济、哲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为一部分少数民族制定、设计文字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进入50年代中期，首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起色，发展的起点是1956年。尽管受到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到1963年的这段时间内，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着成绩。北京大学校长，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着名论文《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日、29日)、《联系中国实际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12日)和《新人口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薛暮桥的《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马寅初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非控制人口不可”等极为重要的观点和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当时提出“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了解，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出现商品特别缺乏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这一观点也为后来的实际生活所充分证实。他早在50年代就主张“非控制人口不可”，建议“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然而他这些科学的主张和建议在当时不仅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使他本人受到严重迫害，这也就必然给社会科学工作蒙上了阴影。

大约从1963年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使本来就开展得不够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研究工作全部中断，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遭到残酷迫害，着名学者吴晗、邓拓、老舍、翦伯赞等被迫害致死。

1949－1966年，首都地区出版了十几种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其中，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由着名理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邓拓任主编。在出刊的7年间，出版了100多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科研成果，发现和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复校，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教学机构相继恢复或重建。市委、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市委党校教研人员也都积极地开展起研究工作。1983年9月成立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把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协调起来，联合攻关，共同努力完成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如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战略、城市现代化管理、首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教育、民主与法制、社会问题、历史、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等10个方面的8个课题，其中大部分取得了最终成果或阶段性成果。以下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分三个方面做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