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45页（4242字）

就我省来说，历史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较显着的一个学科。尤其在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历史地理、西北地区民族史等研究方面，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论是在历史着作编写、历史典籍整理方面，还是在史学理论、治史方法探索方面，也不论是在分科研究方面，还是在断代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分科研究方面，成绩较卓着的是侯外庐、张岂之等人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和陈登原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共6卷，张岂之参加第4卷的编写和第1至3卷的整理和修改)，是这个分支学科中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陈登原生前任西北大学教授，着有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着作七、八部，其中建国后出版的有《国史旧闻》(共4册)、《古今典籍聚散考》等。陕西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重点是(西)周、秦、(西)汉、唐四个朝代。

西周史 陕西周原即现今的岐山、扶风一带，是周族的发祥地。西安附近的丰镐，是周文王、周武王建都所在地。在陕西，属于西周的遗址、遗迹、遗物特别丰富。由于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周史研究，一直为陕西的史学工作者所重视。建国以来，除对西周的两座京城即岐邑和丰镐进行了考古发掘以外，还对有关周代的金铭刻辞和卜甲文字进行了考释，对周族文化渊源和殷周社会形态进行了考察及探索。特别在最近几年，有关西周史的学术活动比较多，1980年在陕西举行了全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1983年举行了西周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西周史是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陕西的《人文杂志》，是国内发表西周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该刊除辟有“西周史研究”专栏以外，并先后于1982年出版了《先秦史研究》增刊，1984年出版了《西周史研究》——人文丛刊第2辑。陕西史学界在西周史研究中，对殷周社会形态分歧意见较大。有三种看法：朱本源认为殷代还没有完成土地王有所有权的转化，到了西周才完成了这一转化，因而殷代还不是奴隶制，西周才进入了奴隶制(朱本源：《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斯维至认为，殷周同是建立在土地归专制君主所有的东方公社土地形态上，因而殷周同属于奴隶社会(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佘树声则通过对人殉人祭的研究分析，得出了殷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周代属于领主制社会的看法(佘树声：《论人殉人祭和我国社会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史论丛》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秦汉史 秦汉史的研究力量比较强。特别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秦汉史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基础比较好。在该系任教的老一辈史学家如陈直、冉德昭，都是以治秦汉史着称；中青年教师中，治秦汉史的人也比较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有专治秦史的学者。建国以来，秦汉史的研究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典籍包括秦汉简牍的整理。较重要的成果有：陈直的《三辅黄图校正》和《居延汉简校正》，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集体注释的《商君书新注》。此外，中华书局出版的现行二十四史标点本之一的《汉书》，系由陈直、冉德昭主持标点。还有《后汉纪》、《东观汉纪》、《八家后汉书》等书，也已由周天游完成标点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专题研究，内容涉及秦汉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商鞅变法的历史评价、中国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不同途径——关中地区地主阶级和关东地区地主阶级产生的不同方式、秦末和汉末三次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以及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等人的历史评价等。第三个方面是专着的编写。已出版的着作有：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秦国发展史》(1981年)；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1卷(1980年)，此书主要论述秦汉时期的三次农民战争；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等人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还有陈直的两部论丛，即《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958年)和《摹庐丛着》(齐鲁书社，1981年)。

在秦汉史研究中，《史记》、《汉书》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方面，陈直的《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以考古材料证实史籍所载，可说是独辟新径。与《汉书》及其作者班固的研究相比，《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研究受到更多的重视。建国以来，陕西学者写的有关《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研究文章有90多篇。有的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也有的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所作的研究，内容涉及《史记》的总体思想、经济思想、编纂体例、成书及早期传播过程等。这些文章，有不少发表在《人文杂志》的“史记研究”专栏上。在司马迁故乡陕西韩城市，1981年、1982年、1983年曾先后三次举行司马迁学术讨论会，共收集论文60多篇。一支颇有特色的《史记》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唐史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兴盛的朝代之一。学术界对唐代的研究，过去一直偏重于文学艺术，包括唐代诗歌、散文、音乐、绘画、舞蹈、书法、建筑等方面。1981年以后，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支唐史研究队伍。研究的成果，在专着编写方面，继黄永年着《旧唐书与新唐书》一书以后，牛致功着《李渊建唐史略》(1983年)是作者在对《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史籍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对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的作用评价比较高，与史学界历来看法有所不同。在专题研究方面，见之于报刊的论文有300多篇。主要是论述唐代的士族和庶族即门阀斗争、唐中叶以后的藩镇割据、唐代的漕运和税法、唐代与西方的贸易即“丝绸之路”、唐代的中日关系等问题。另外，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也较多，涉及的人物有李世民、武则天、魏征、李勣、韦皋、高力士、李密等。其中：尤以评介唐太宗李世民和女皇武则天的文章为最多。1984年，陕西礼泉昭陵博物馆举行了唐太宗学术讨论会，《人文杂志丛刊》为这次讨论会出版了《唐太宗与昭陵》专辑。1985年，咸阳市博物馆也举行了武则天学术讨论会。有关唐太宗的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唐太宗在太原起兵及建唐过程中的作用，“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纳谏，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等。

中国现代革命史 投入力量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和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的斗争史两个方面。这项研究，开始于50年代后期。当时，主要是省委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部分党史教学工作者，对本省的党史资料进行了普查、搜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提纲)和《陕西近百年大事记述(现代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建立了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会(筹)、陕西省党史学会、陕西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文艺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并于1980年11月和1984年10月先后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一研究的迅速发展。现已出版的着作，属于专着类的有杨永华、方克勤合着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5年)；资料类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9本)。另外，还有论文100多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财政经济政策、“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延安整风、“延安精神”等问题。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西安事变也是陕西史学工作者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建国以来已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专着及小册子4本，论文100多篇。内容涉及：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特别是对处理蒋介石的态度；关于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等。有的文章，对这次事变的有关事件、人物、时间、地点进行了考证。

西北民族史 西北大学早在1955年就建立了西北民族史研究室。30年来，先后写出了有关西北民族史和其他少数民族史专着9部，包括马长寿写的《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南韶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周伟洲写的《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段连勤写的《北狄族与中山国》等。马长寿有几部未完成的遗着，如《彝族古代史》、《碑铭所见前秦末隋初的关中部族》、《清咸丰同治年间回民起义调查》、《马长寿民族研究论文集》等，也已经整理完毕，即将出版。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由陕西师范大学进行的。该校历史系设有历史地理研究室，侧重研究我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西北黄土高原地貌和植被变迁、黄河的变迁与治理，以及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等，其成果，主要反映在史念海写的《河山集·一集》、《河山集·二集》(两书均由三联书店出版)和《中国地理沿革史》等着作中。西北边疆史研究，主要有郭绳武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古城长安研究 长安(即现今的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在我国和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陕西省博物馆前馆长、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武伯纶，对这座古城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长期研究，《西安历史述略》是集其研究之大成的着作，1953年初版以来，已两次增订，多次再版。书中对长安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变迁、建筑特色、自然环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特色等，均有详细论述。他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则着重探讨了古代长安与西方波斯、印度、大秦等国的交往情况。此外，石兴邦写的《半坡氏族公社》、武复兴写的《西安话古》、马正林写的《丰镐——长安——西安》，以及近几年出版的《西汉长安》、《古城长安》等书，或侧重于考古，或侧重于旅游，或则重于历史地理，或侧重于古代文物的艺术欣赏，也都各具特色地反映了古城长安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