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626页(3683字)

河南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一些长期在河南工作的老一辈史学家如嵇文甫、赵纪彬、张邃方、朱芳圃、孙作云、孙海波、赵丰田等为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以来,新人辈出,史学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30多年来,河南培养的史学工作者数以千计,撰写的史学专着仅据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就有200多种。史学研究的内容侧重于下述一些方面。

夏史 由于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各地陆续发现多处夏文化遗迹,不仅证明了历史上确有夏王朝,而且揭示了夏代社会的部分面貌,因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史学界根据考古文物和古文献,对夏代历史进行探索,出版的专着有:李民的《夏代文化》(中华书局,1980年)、《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增订再版)、许顺湛的《中原远古文化》(1983年)、《中国奴隶社会》(1980年)等,发表的论文有孙作云的《关于夏初史》(《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期)、赵希鼎的《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郑述祥的《夏部族起源的探讨》(《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5期)、李民的《简论夏代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夏族的起源与播迁》(《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等数十篇。这些论文和专着大都着重于对夏族的起源和活动地域、夏代国家的形成和社会性质进行了研究。李民提出夏商时期的都城与后世不同,不是一都独尊,而是两都或数都并存;夏的初期地望在山西,而不是在河南;这些论点受到学术界的瞩目。

商史 多年来,商代都城问题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近年来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讨论更为热烈,发表的文章很多。关于郑州商城有亳都说、傲都说的不同主张;也有的如荆三林的《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则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商代城址。对偃师商城是否就是商代的西亳,也有不同看法。关于商代后期都城,过去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盘庚迁都于安阳殷墟,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秦文生的《殷墟非殷都考》(《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和田涛的《谈朝歌为殷纣帝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文章,则认为殷墟只是商王武丁至帝辛时的陵墓区和祭祀场所,当时的都城可能在淇县朝歌。关于商族的起源和活动地区,国内学术界有山东说、幽燕说、东北说等不同说法。李民的《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殷都学刊》1984年第2期)等文则认为晋南是商族的摇篮,豫北则是商族兴盛发展的历史舞台。关于商代社会经济政治研究,孙海波的《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开封师院学报》创刊号)一文认为商代末期仍停滞在奴隶制早期阶段;许顺湛的《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1958年)则认为仲丁以后的商代社会应属奴隶社会中期,对中国是从早期奴隶制直接走向封建制的论点提出了异议。

秦汉史 建国以后,特别是1979年以来,从事研究的人较多,已出版的专着有高敬的《云梦秦简初探》(1979年)、《秦汉史论集》(1982年),朱绍侯的《军功爵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此外,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其中如袁祖亮的《从人口数量规模变化规律看中国古史分期》(《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等,探索秦汉时期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生产方式的变更时期是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战国西汉时代正是人口数量突破性增长的时代,因此,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应不早于战国,不迟于西汉。郭人民的《秦汉制度渊源初论》,认为秦汉的政治经济制度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的晋国,这些论点也颇受注意。

宋史 河南开封曾经是北宋的首都,河南地上地下有着丰富的宋代遗迹。近年来,史学界已形成了一支宋史研究队伍。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大学历史系都建立了宋史研究室。《中州学刊》、《河南大学学报》、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都把发表宋史论着作为重点,已经发表的主要成果有周宝珠、陈振合编的《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增刊),河南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的《宋史研究论集》(1984年)等;正在进行的项目还有《宋代文化史》、《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史卷》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这些专着及论文涉及宋代社会诸方面。一些论着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陈振在《宋史论集》中,对宋代有无象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地主庄园制问题提出了否定意见,不同意唐宋庄园说。穆朝庆的《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分析了宋代户籍版簿格式,认为宋代正常户籍统计不计女口,对国内和日本一些学者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宋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北宋东京(开封)的研究。吴涛的《北宋都城东京》(1984年)、周宝珠的《宋代东京开封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84年),对北宋时期的开封进行全面论述。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论文则从各个方面研究了北宋东京城市的发展。陈振的《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对当时开封的人口作了统计,认为包括城内与近郊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内,共有120万人左右;吴涛的《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认为东京城的布局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传统,但由于坊市制度崩溃,商业街代替了商业区的市,使中世纪的城市面貌为之改观,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周宝珠的《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认为,宋代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拥有印刷、火药等一系列先进手工业的城市,对世界的影响为其他城市所望尘莫及。其他论文如王兴亚的《宋代东京饮食业对临安的影响》(《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陈昌远的《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经济的繁荣》(《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孔宪易的《清明上河图“清明”质疑》(《美术》1980年第2期),周宝珠的《试论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与经济特色》(《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北宋时期中国国内各族在东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单远谋的《北宋时期的东京》(《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北宋东京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

河南地方史 近几年来工作进展迅速。据1985年底统计,全省各地、市、县和省直单位已成立的地方史志编纂机构共207个,有专职人员2184人;党史征编机构共131个,有专职人员956人。地方史志方面,已搜集有关资料11.5亿字,完成省直各部门志14部,省志专志初稿4部,市志1部,县志初稿19部,标点注释旧志67部。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陆续编辑了一套《河南地方史志资料丛书》,已正式出版的有《“五四”运动在河南》、《辛亥革命在河南资料长编》、《北伐战争在河南》、《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日寇祸豫资料选编》等。属于地方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河南历代大水旱年表》、《河南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资料》、《河南省地震历史资料》等。党史方面,已搜集地方党史资料3亿多字,省党史征编委员会正在编辑一套《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已正式出版了9种10册,包括有《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抗日根据地》、《睢杞太地区资料选》、《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抗战时期的竹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五卅运动在河南》、《一二·九运动在河南》等;正式出版的其他专着还有《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河南抗战史略》、《郑州战役》、《新县革命史》等。

河南史学研究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其他如丁文江、赵丰田主编、申松欣、李国俊增补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朱绍侯主编、全国10所大学参加编写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胡思庸参与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1982年)、韩成文主编的《1848年欧洲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世界史·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可来参加编写的《撒拉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在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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