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1页（2041字）

这一部分的四篇文章体现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不断推动着科学技术论的发展。虽然任何单一的理论或方法论预设都无法在STS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许多共同的论题仍然在这一部分中反复出现，实际上它们也贯穿于本书的始终。

米歇尔·卡龙雄心勃勃地勾画了科学发展的四种模型，为科学论在地貌上的多样性提供了例证，这个领域中大多关键性的理论研究都可以在这些模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模型分别是：(a)作为理性知识的科学，(b)作为竞争的科学，(c)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科学，以及(d)作为拓展性转译(extended translation)的科学。这一进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它的归类有些奇特。在竞争模型中，你会发现众多特征各异的作者：布鲁诺·拉图尔［早期的拉图尔!］，沃伦·哈格斯特伦，卡尔·波普尔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尽管卡龙这个包罗万象的图式很成功，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它与某些研究进路存在出入：最突出的是关于性别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新写作形式以及反思性。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的其他章节详尽地探讨了这些话题［关于性别，参见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玛丽·弗兰克·福克斯，以及朱蒂·维基克曼；关于话语分析、新写作形式和反思性，参见阿什莫尔、迈尔斯和波特］。

卡龙难以整合这些研究的原因之一，可以在加里·鲍登对STS的研究进路的区分中找到：着眼于宽泛的分析性论题的进路［比如表象问题］与着眼于有限范围内的特殊问题的进路［比如科学中的欺诈问题］。诸如性别［一个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的论题］和话语分析、反思性以及新写作形式之类的分析性论题遍布了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鲍登看来，虽然这些论题在STS中可能占据着特别突出的地位，但是它们会忽略大量纷繁复杂的主题。如果把STS完全建立在这些论题的基础上，我们就会面临丧失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的危险。鲍登在作为文化形式的科学技术的权威中发现了这种独特性。STS在挑战这种权威的同时，也应该提供必要的学科同一性。

忽视性别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了，这成了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在自我反思中探讨的话题。把性别带入STS的中心议事日程的动力，更多的是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日益强烈的影响力，而不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史内在的学科成就。在勾勒未来的研究方向时，凯勒要求把“性别与科学”分解成：(a)对科学中的女性展开研究；(b)对性别差异的科学建构展开研究；(c)对性别在科学对主客体的建构中的运用——同时位于体表(或骨骼)之内和之外——展开研究。凯勒在她的文章中所要评论的是第三个研究领域——“科学中的性别”。她在结尾部分要求我们更好地综合女权主义理论和科学论的其他进路。

很明显，社会建构论思想已经在STS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这一部分的文章及时地警告我们，必须控制社会建构论者的自满情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绪，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进路牢牢地把持着主导地位。

萨尔·雷斯蒂沃谴责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他们在心灵社会学和人工智能(AI)的问题上不够彻底［哈里·科林斯和保罗·爱德华兹在稍后的文章中以独立的方式提出了这一挑战］。雷斯蒂沃发现，在本领域中，特别是在科学政策的舞台上，默顿学派的影响依旧［虽然苏珊·科岑斯和爱德华·伍德豪斯以及安特·埃尔津加和安德鲁·贾米森在文章中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那么，社会建构论能提供有些人想要的那种激进的行动纲领吗?在经典社会学传统的基础上，雷斯蒂沃指出了这个领域的各种进路，虽然这些进路往往与当今的建构论旨趣不相一致，但是却提供了某种途径，也许能使科学社会学克服依赖自然科学传统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缺陷。

多样性和分散性往往伴随着STS这样的跨学科事业，这四篇文章就是明证。事实上，与当初委托人撰写这些文章时相比，渴望多样性的呼声如今变得更强烈了。“文化”研究和后现代性日渐强烈地影响着STS。这表明，已出现了另一种非常有力的理论方案［比如，参见劳斯，1993］。但是，另一种不那么悲观的解读也是可能的。STS的学者觉得自己有责任综合本领域的不同取向，这些文章就是证据。不管是卡龙包罗万象的四模型图式，鲍登的跨学科视野，凯勒对综合女权主义理论和科学论的要求，还是雷斯蒂沃所呼吁的一种更彻底的科学社会学，你都可以从中找到一种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承诺：为这个领域寻找到一种强有力的、连贯的理论视野。虽然我们尚未实现这一目标——也许实际上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是这些文章至少表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同时也指明了一条最富成效的探索之路。它们为本书的后续部分勾画出了理论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