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科学职业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57页（15549字）
前一本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手册》［斯佩格－勒辛和普赖斯，1977］没有讨论科学中的女性的章节。事实上，那本书的索引也没包含女性或性别的条目；惟一相近的参考文献是关于“科学家的性别角色”，而且只有3页。
那本书反映出人们当时对科学中的女性问题不够重视。1960年到1977年间［前一本《手册》出版于1977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主题索引在女性或性别与科学或者女科学家的标题下仅仅列出了16篇文章。(2)在7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特别是巴耶尔和阿斯廷［1975］讨论报酬结构的文章，雷斯金［1976］对化学中的女性的研究，以及朱克曼和科尔［1975］讨论美国科学中的女性的早期文章。1978到1991年［8月］间，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主题索引中，在女性或性别与科学或女科学家的标题下有95篇文章。
现在，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明显增多了，人们的注意力也在提高。在过去的15年中，讨论女科学家的论文伴随着大量的学术研究一起出现：女性在法律、经济、艺术、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的当代地位与历史地位、活动及其贡献。这反映了学术界对女性研究的主动性在提升。这一研究把女性作为研究主题，并把性别看成是知识和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要素。然而，对女科学家的研究和关注并非是简单地对女性在科学中的比重做出反应。女性长期以来就“在科学中”，但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她们的“科学”角色很重要或很有影响［参见罗西特，1982，以及朱克曼、科尔和布鲁埃尔，1991中的相关论述］。在本章中我们将发现，数量虽然能够表明女性的在场，但是不意味着她们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职业一样，女性在科学中的数量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们在职务、岗位和报酬上还是很有限的或受限的。
虽然还没有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在科学中的就业状况的比较性数据［参见维特尔，1981的讨论］，但是授予博士学位的数据还是能找到的。(3)博士学位的授予并不直接对应于职业参与，因为女性在科学中很少有择业权，特别是在二战前期；实际上，她们的选择范围是女子学校的教员或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副职，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很少有自主性，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升迁机会［罗西特，1982］。下面的情况并不罕见，那些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面临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就业前景，特别是在二战前期；而最近的数据显示，获得理学和工学(S／E)博士学位的女性90%以上都属于计时的劳动力［维特尔，1981，第1～315页］。
虽然关于博士学位的历时数据存在某些限制，但是它们真实地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接受专业训练的女性的比例［与男性相比］。浏览表10．1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70年里，授予女性的博士学位的比例并没有呈线性增长。20年代［12．3%］和30年代［11%］授予女性的博士学位的比例要高于40年代［8．9%］和50年代［6．7%］，甚至也高于60年代［7．9%］，(4)直到70年代，这个比例才达到并超过了40年代之前的水平。在70年代，女性占了全部理学和工学博士学位的14．9%。持续的增长发生在80年代，1980－1988年间，女性占了理学博士学位的四分之一以上［25．8%］。
表10．1 理学和工学(S／E)博士学位授予情况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职业委员会(1989，表2．1)
*包括心理学
所以，女性在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比例提高了。但是，正如上文所强调的，我们的问题不是女性简单的参与或现有的数量，而是她们的相对地位和报酬。因此，在评价女性的职业时，本章的问题是：(a)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位和地位——领域、部门、机构类型、等级和薪水——如何?(b)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科学中的业绩——产出能力——如何，这一点为什么重要?(c)基于何种因素来解释女性在科学中的相对地位、成绩和职业成就?由于本章在《手册》中的篇幅有限，《手册》总是要涵盖更广泛的主题，所以讨论数据以及这些问题的含义只能围绕最核心的方面进行。
总的来说，本章的问题是科学职业的性别分层。只要考察一下关于女性状况［与男性相比］的指标，我们就能发现，与其他职业一样［福克斯和海塞－比贝尔，1984；雷斯金和鲁斯，1990］，科学中的女性和男性在活动的领域、工作场所、职位和薪水方面是有差别的。性别影响着他们在科学中的职位、等级和报酬。性别也可以影响科学和技术的意义——通过框定问题、解释数据，通过建构知识以及知识的应用。这些考虑是维基克曼和凯勒的文章的主题。
本章关注的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因为对该群体而言，从研究、研究的产出能力及其影响等问题入手是最恰当不过的。在所有的领域中，女性占全部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的15%，占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的16%［表10．2］。我们发现，在不同的领域中，女性的就业非常不平衡［表10．2］。绝大多数女性［82%］集中在三个领域，即生命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比例分别是33%、29%、20%。相比之下，男性在物理科学和数学中工作的可能性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在工程学中工作的可能性是女性的7倍。男女分布最悬殊的是工程学——在这一领域中，女性的比例是2．5%，男性的比例是18．8%。因为工程学中的女性比例很小，所以本章只能探讨“科学中”的女性。实际上，这些文献涵盖了理学／工学女博士的绝大部分［97．5%］——她们工作在科学领域，而不是工程领域。
表10．2 科学家与工程师(S／E)的就业(5)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会(1990，表2和表4)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比例不能达到100%。
译者注：表中数据，无括号的，单位为“人”；有括号的，单位为“%”。表10．3、10．5同此。
女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分布情况表明，科学的各种过程［女性进入各种领域的自我选择过程以及对女性的准入和参与的社会限制因领域的不同而不同］是不均衡的。然而，决定女性在各领域中的不同分布——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女性的比例比物理科学要高——的因素并未完全弄清［朱克曼，1987，第128页］。女性在子领域中的地位及其含义也没有得到讨论。在研究科学中的女性时，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种潜在的假设，即女性在不同领域之间以及在特定领域内部的地位都是同一的。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子领域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科学研究正是在子领域中展开的。子领域可以在幅度和维度上被刻画成一种新兴的，相比于较少获得资助的领域来说，它们得到的资金更多，相比于低速增长的领域来说，它们可以高速增长。这些维度影响着学术成就的发展速率和影响度。在新兴的、资金来源充足的、高增长的领域中，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它们的影响更容易得到确立，获取必要的研究资源［资金］也更方便。(6)
除了分布的领域模式外，女性和男性还分布在多少有些不同的职业部门［表10．3］。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的领域中，女性进入工业或自营职业的可能性小于男性。科学和工程学中24%的女性在这种部门中工作，而男性的比例是33%。尽管人们广泛地鼓励［比如，参见卡塔利斯特，1991］工业吸收和聘用女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女性在工业领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小于男性。这也许是这些鼓励政策以及女性介入工业职业的时间尚短所致［比如，我们可以与女性参与高等教育这一更为悠久的传统作一下对比］。
表10．3 受雇的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S／E)
［根据领域、性别和部门划分：1987］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职业委员会(1989，表4．13)
*不包括工程师
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医院、非赢利性机构、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找到工作。然而，所有这些部门加起来也仅仅吸收了科学家／工程师的一小部分——女性的19．4%和男性的15．2%。
学术部门吸收了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绝大部分——男性的51%和女性的56%。［然而，与科学家相比，工程师在学术机构之外供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我们把研究群体限制在科学家身上，而把工程师排除在外，那么男性和女性在学术机构中的比例甚至会更高，分别是55%和57%。］站在领域的角度看，与其他部门相比，在学术机构工作的女性比例最高的是数学(7)［81%］、生命科学［67%］和社会科学［68%］［数据没有列出来］。在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和心理学中，女性更有可能进入非学术部门。从领域角度看，相同的模式对男性也同样有效。这可能反映了学术机构之外的工作市场的状况——工作市场对计算机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需求更大，与数学家(8)、生命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对心理学家的需求也更大。
由于学术机构是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的主要供职部门，因此着重考察女性和男性在这一部门中的组织地位和等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机构类型的数据代表了学术机构的广泛的分类［表10．4］。然而，这些数据指出了这样一个模式：女性在高等机构中的比例比较低。首先，在低于学院水平的教育机构中，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非常低［低于2%］；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机构层次上，女性的比例最高［41%］——相比于男性。在这一层次之上的情况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大学中的比例［16%］低于两年制的学院［23%］和四年制的学院［20%］。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医学院的比例［27%］要高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数据并未显示出女性在每一种机构中的地位——与男性相对照。因此，我们不知道医学院的女性学术职务是否更倾向于具有较低的等级甚或边缘职位［讲师，辅导员］。
表10．4 在学术机构中供职的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1991，表6)
女性在大学中的比例低于两年制和四年制的学院的现象值得注意。具有大学水平的机构在设备上是现成的，并且招收研究生，其中合作的机会［教师和学生的合作］可能更多，因此这样的机构更有利于研究的展开。女性在大学中比例较低的现象影响着研究的方式和途径，也影响着她们的地位——如果与产出能力有关的话，参见下文的讨论。
因为学术等级的规定和划分很清楚，所以它们是表现科学职位的有效指标。在所有的领域中，等级越高，女性的比例就越低［表10．5］。大体上看，女性占助教的28%，占副教授的17%，而仅占全职教授的7%。虽然女性在较高等级职位中的低比例模式对所有领域都适用，但是不同领域的比例水平各不相同。女性集中在三个领域——生命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因此与其他领域相比，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发现女性在每个等级中的比例相应较高。在生命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女性占助教的比例分别是32%、48%和34%，占副教授的比例分别是22%、28%和18%。
表10．5 四年制学院和大学中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会(1990，表格20，21)
注：总数包括辅导员、其他以及未报告的数据。由于四舍五入比例不能达到100%。
然而，除心理学外，女性占全职教授的比例在每个领域中都很低。在一半的领域中——物理科学、数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女性占全职教授的比例是5%，甚至更低。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具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数量增长了，虽然在过去的15～20年间，她们已经步入了职业的成熟期，但是全职女教授的比例在20年间几乎没什么变化。1973年，理学／工学领域的全职教授有4%是女性，1987年，这一比例也仅仅是7%［也可参见A．吉本斯，1992］。
表10．5中的数据并没有包含那些影响学术等级的变量，比如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或产出能力的时间。然而，那些涵盖了这些变量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学术等级中，女性和男性在科学中的地位十分悬殊。乔纳森·科尔［1979］发现，根据他的分类，在产出能力的每个层次，女科学家升迁的可能性都比男科学家低。这一点对职位类型［较好的和较差的部门］的研究来说也同样有效。埃亨和斯科特［1981］也发现，就那些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博士的研究领域、授予博士的机构和种族都相同的女性和男性而言，在自然科学家、物理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的学术等级中普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10～19年中，男性升为全职教授的机会比女性高50%。在比较年轻的男性和女性中，女性升为副教授的机会更小，这与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以及她们的工作性质是研究还是教学无关。
此外，一项关于从1955到1986年间着名的博士后奖学金的获得者的研究报告［松纳特，1990］指出——对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领域、奖学金进行了控制，女性预期的学术等级比男性低1／3。然而，在这项研究中，女性在学术等级方面的劣势在生物科学中并不存在，它主要存在于物理科学、数学和工程学中。在松纳特的样本中，女生物科学家的学术等级的升迁与男性相近。这再次证明了学科差异的重要性。
女性和男性在等级和升迁方面已经得到证实的悬殊，与他们在科学奖励、荣誉和声望方面较小的性别差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在一个由565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构成的样本中，性别［男性］与奖励的相关性是很低的，虽然男性与获奖的关系随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在社会学中这种相关性最强［J．科尔，1979，第59页］。第二，在上述样本中，如果把研究的产出能力考虑在内的话，性别对科学声望的影响是很小的［J．科尔，1979，第119页］。这表明，在系和大学的制度层面上，更容易产生不平等。不平等出现在组织性场所中的可能性更大，这类场所有其特殊的升迁方式，但很少出现在更普遍的科学学科和科学共同体的报酬和声望机制中。
在科学中，学术承认被看做是一种财产［科尔和科尔，1973］，是“这个领域中的货币”，学术需要的是承认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回报［斯托勒，1973］。因此，尤其在学术机构中，人们认为“确保成绩的推动力”不是薪水，而是对过去、现在或预期成绩的象征性承认［什梅尔斯尔和孔堂，1980，第6页］。但是，就像在其他职业和机构中一样，在分析科学中性别群体的分层时，薪水的不平等仍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指标［福克斯，1981］。由于薪水在科学中不仅具有物质价值，而且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女性和男性的报酬状况进行考察。
在有博士学位的全职科学家中，女性的报酬是男性的78%到85%，这要看是什么领域［表10．6］。有关薪水的数据［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包含了领域和受教育程度［博士水平］方面的变量，但是与雇员的特征［与薪水相联系］及其工作环境无关。通过考察科学家的个人特征［比如年龄和资历］和工作特征［比如供职的部门］，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理学／工学领域中女性和男性的薪水差异呢?
表10．6 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年薪中位值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会(1990，表26)
注：由于总数包括“其他”和“未报告”的数据，所以本表不能求总体的平均值。薪水是按照专职人员的劳动来计算的。
在分析薪水的性别差异的变量时，人们很少关注科学家，更多地关注各领域中的大学教师［比如，巴伯扎特，1987；福克斯，1981］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弗伯和科尔迪克，1978］。哈伯菲尔德和舍恩哈夫［1990］对［博士或非博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是一个例外，这项研究所使用的纵向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和工作性质的数量——包括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经验、公民身份、父母身份、雇主的类型和领域，他们发现，1972年女性的收入比同类男性低12%，到1982年则低14%。这些数据也许能表明，在对个体和职位的这些特征进行标准化之后，科学中的女性和男性的薪水差异缩小了，但是并未消失。
哈伯菲尔德和舍恩哈夫的这些分析并没有把出版物的产出能力作为决定薪水的要素。在所有的领域中［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数据确实表明了出版物与薪水相关——虽然报酬随出版物的水平而变动，也就是说，首次发表的文章比后续文章的报酬来得高，并随着产出率的提高而递减［塔克曼，1976；塔克曼和哈格曼，1976］。同时，这种相关性对女性和男性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产出能力和薪水的相关性在男性那里要比在女性那里高，这表明男性更有可能从发表成果中获得经济回报［巴耶尔和阿斯廷，1975］。在这里，产出能力的水平再次成为要素。关于22个学科［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的大学教师的数据显示，就一篇文章而言，男性的薪水回报是女性的两倍；就5篇文章而言，男性的回报更高；在产出能力的最高水平上——15～20篇，薪水回报趋于平等［塔克曼，1976］。但是，我们预设绝大多数女性和男性都处在较低的产出能力水平上，因此，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性别不平等是存在的。
在分析女性和男性的职业成就时，如果不考虑业绩，特别是研究的业绩，我们的评估将是不充分的。出版物的产出能力所代表的研究的产出能力在评价科学中的人和群体时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有两个基本的理由：第一，出版物是科学的核心的社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研究得到沟通、交流和证实［默顿，1973c；马林斯，1973］；第二，出版物与研究带来的影响与科学奖励高度相关［布卢姆和辛克莱，1973；科尔和科尔，1973；加斯顿，1978］。因此，在理解女性和男性的产出能力的差异之前，我们无法充分地评价双方在职位、地位和报酬方面的性别差异。在考察性别与等级或职位的关系时，各领域在国家层面上的现有数据［与本章的数据表一样，它们也源自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既没有比较，也没能控制产出能力。因此，在评估出版物的产出能力时，我们必须以更有限的样本为基础——所以只能对科学中的性别、产出能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做出推断，就如同前面对等级和薪水的讨论一样。
关于女性［相比于男性］出版物的产出能力，我们都知道些什么?第一，大量的数据显示，科学中的女性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少于男性。J．科尔［1979］发现，在12年的时间内，在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领域发表的文章的平均值是：男性8篇，女性3篇。在一组由六个领域的男女科学家——在同一时间、同一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构成的样本中，科尔和朱克曼［1984］发现，女性的发表数量只是男性的一半——女性6．4篇，男性11．2篇。
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中，成果发表的性别差异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心理学家当中，男性比女性的产出要高得多：在3年的时间，男性的发表数量是1．7，女性是0．7［黑尔姆赖希，斯彭斯，比恩，吕克尔和马修斯，1980］。然而，在化学家当中，雷斯金［1978a］报告的差异程度要小一些，这表明在这一领域中“出版物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很小”［第1236页］。同样，在本国由四个领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家构成的样本中，从3年发表文章的平均值看，性别差异不大［但是在统计学中是有意义的］——女性2．25篇，男性2．50篇。
然而，一方面，男性和女性的产出率不同，另一方面，他们的成果呈偏态分布。这就是说，在男性和女性中，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数人做出的，而大多数人很少或者根本不发表文章。在本人采集的社会科学家样本中——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全职大学教师，在3年中，14．5%的男性发表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一半以上［52%］。在女性当中，同样是在3年的时间内，16%的女性发表的文章占所有文章的50%。这一偏态分布——大约15%的人发表了总数的50%——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模式。它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存在——存在于化学［雷斯金，1977］、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男性和女性样本中［J．科尔，1979］，存在于由六个科学领域的男性和女性所构成的对等的样本中［科尔和朱克曼，1984］。实际上，在最后一项研究中科尔与朱克曼［1984］发现，在对等的样本中，与男性相比女性产出能力的偏态程度更大；也就是说，在女性中，多产的人所发表的文章数量占群体总数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因此，在科学中，易变的、偏态的产出能力模式既是男性的特点，也是女性的特点。在75年前，洛特卡［1926］对物理学期刊发表的文章的分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一组有关地位的指标［等级、职位和报酬］，它与研究业绩一道共同构成了科学的职业成就。这两者是相关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地位的指标与成果的产出能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女性和男性不尽相同。女性在科学职业方面较少的成功关系到她们的地位和业绩，因此对女性成就的解释要同时涉及这两者。那么，用何种因素才能解释女性取得的科学成就较少这一现象呢?
首先，个人能力的特征，至少是可测量的能力，不能为此提供解释。虽然高智商是接受高级训练的先决条件，但是一旦获得了学位，那么在可测量的能力上的差异并不能预测后来的业绩水平［科尔和科尔，1973，第69页］。进一步说，虽然女性的科学成就低于男性，但是她们的可测量的能力［智商IQ］实际上是不低的。在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女博士的IQ要略高于男博士［J．科尔，1979，第61页］；就不同等级的知识部门而言，女性IQ的平均值比男性更稳定［J．科尔，1979，第159页］。虽然关于IQ的数据也许不是能力和智力的最好指标，但是就其所包含的差异而言——如果有什么差异的话，科学中的女性是一个比男性更具智力选择性的群体。
此外，男女科学家在影响职业成就的某些背景特征方面是相似的。尤其是，女性和男性往往倾向于在最好的大学中接受高级学位——虽然不同学科的情况有所区别［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1983］。最明显的性别差异存在于数学中，在这里，46%的男性和37%的女性在占有优势或着名的系科中接受博士学位。在物理学中，女性毕业于最高等级的系科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而在心理学和微生物学中，女性更有可能毕业于最高等级的系科［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1983］。在本国的社会科学家样本中我发现，女性和男性获得博士学位的机构的等级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那些在我们所涉及的四个主要领域——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工作的大学教师而言，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在所有的科学领域中，男女在博士授予机构上的相近是一种普遍的模式。
同样，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指标上，性别差异也不大——对此，人们已经对在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和教学辅助工作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做过调查［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1979、1983］。然而，这些数据并未详细说明这些辅助工作的性质或特征。它们所能显示的只是女性和男性加入研究群体、进行合作以及进入科学文化的不同机会。
博士教育领域可以为女性的职业产出提供线索。对研究生的研究表明，女性与教学人员和导师的接触频率比男性低［E．I．霍尔姆斯特伦和R．霍尔姆斯特伦，1974；谢吕尔夫和布拉德，1973］，她们与教师之间的交往不太轻松和平等［E．I．霍尔姆斯特伦和R．霍尔姆斯特伦，1974；谢吕尔夫和布拉德，1973］；女性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学生而不是教师的同事，她们很少像男性那样被严肃对待［伯格和弗伯，1983；E．I．霍尔姆斯特伦和R．霍尔姆斯特伦，1974］。这也许标志着女研究生处于更加边缘化的地位——这将影响她们进入自己的学科以及从事本学科的学习。
模型和模型的建构、学习期以及团队活动对于研究的偏好、风格和信心的形成影响很大，尤其是在科学中［朱克曼，1977b］。与导师的合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这会影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产出能力、职业定位以及后来的产出能力［朗和麦金尼斯，1985］。在对生化学家的研究中，朗［1990］分析了那些影响与导师合作的因素。他发现，女性养育小孩会降低合作的可能性，而这种影响在男性那里是不存在的。女导师会提高与女性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生物化学中［与其他科学领域一样］，优秀的女导师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关于基金、辅助工作和资助数量的总体数据还没有涉及研究生教育的动力，这些动力将影响到女性的职业成就。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师生之间的互动、咨询、教育实践以及工作定位的模式和后果，因为这些可能会影响女生及其后来的科学生涯。(9)
关于婚姻和子女状况对女性在科学成就上的影响，也有人作过研究。科学中有一个神话［布鲁埃尔，1984］，大凡优秀的科学家或者是已婚的男性，或者是没有丈夫和子女的女性。然而，许多证据都与这样的常识相矛盾。
首先，存在所谓已婚女性在地理流动性上的限制问题。在对不同学科的大学教师和一个以心理学家为样本的居住模式的分析中，马韦尔、罗森菲尔德和斯皮勒曼［1979］考察了地理位置、婚姻状况与女性的学术职业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女性不成比例地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在他们看来，这反映出女性需要居住在能为双职工家庭提供更多机会的地区。因此，人们预期，地理限制会影响女性的职业成就和可能性。然而，马韦尔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为地理位置与学术等级之间存在的直接关系提供任何证据。其他资料显示，虽然婚姻对女性的学术等级和薪水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除研究性大学的女性的薪水外，婚姻的影响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埃亨和斯科特，1981，表6．1、6．5和6．13］。
进一步看，就成果的产出能力而言，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发表成果的数量一样多。这在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阿斯廷和戴维斯，1985］，比如在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朱克曼和科尔，1987］，以及在特殊的领域如心理学［黑尔姆赖希等人，1980］中已经得到证实。而且在科学家和学者的各种样本中我们发现，养育子女并不影响女性在成果上的产出能力［科尔和朱克曼，1987；黑尔姆赖希等人，1980］，或者只有一点点消极的、不那么重要的影响［雷斯金，1987a］，或者还有积极的影响［阿斯廷和戴维斯，1985；福克斯和法弗，1985］。
因此，虽然人们在直觉上认为结婚生子影响着女性的科学地位，数据却不支持这一点。单身和没有子女的女性与已婚的和养育子女的女性之间并无差别。同时，这些数据是以积极的女科学家为基础的。这些女性可能是经历过早期选拔的有选择的群体。家庭地位的影响可能在早期阶段就被消除掉了，所以某些女性被排除出去，从而未能进入职业科学家的数据资料［朗，1987］。这一点不很明确，有待进一步确认。
在解释科学中女性的职业成就——尤其是她们的等级、薪水和研究的产出能力时，我们应该超越婚姻状况、子女状况和其他个体层面上的特征，应该对科学的社会背景和组织背景做出考察。
为什么环境状况对于评价女性［和男性］的职业成就很重要呢?第一，科学是一项有组织的大型活动。它的活动有赖于组织政策，涉及个人和群体的合作，需要人力和物质资源。就其范围和复杂性而言，科学研究依赖于设备、资金、仪器和团队合作。因此，业绩与活动的环境——规定、优先性和资源——可能有密切的关系［福克斯，1991］。等级和薪水是在工作场所中被确定下来的。
进一步说，科学家是在广阔的学科［或跨学科］共同体和环境中工作的，后者可以对地位和业绩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与非科学领域不同，科学活动“与已有的知识有关，以它为基础，并对这样的知识做出修正”［加维，1979，第14页］。在科学中，人们必须不断地塑造、检验和更新研究。这不仅发生在正式的场合，比如参加会议，而且发生在非正式的交流场合。
这样一来，科学比［比如］艺术或人文科学更具“社会性”。与人文科学相比，科学的活动更仰仗于团队而不是单打独斗，更需要昂贵的设备、资金，也需要更多相互协作的活动。然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排除在科学的社会团队之外——正是在团队中，思想得以交流和评价，而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流通也是在团队中进行的［福克斯，1991］。在科学的学科共同体中，下面的情况印证了这一点：女性与编辑、专业协会的官员、基金的评审者建立联系的可能性比男性更低［卡梅龙，1978；卡舍特、罗宾斯、利夫和黄，1974］；出现在国家级会议上的可能性更少［格伦等人，1993］；被其他机构邀请做讲演或做咨询工作的可能性也更低［卡舍特等人，1974］。因为科学是一个社会过程，所以这些因素［关系网，成员资格］也许会影响产出能力以及女性和男性在产出能力上的差异。
我们在学术职位中尤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学院而不是大学中工作，这对时间的分配以及辅助人员和设备的利用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对女性的职业成就的解释，这不仅仅是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类型机构中的分布问题，而且还是机构内部的组织过程的问题。事实上，相同的机构［不管是主流的大学还是四年制的学院］可以对不同的性别群体施加不同的限制，提供不同的机会。
组织环境的运作并不一定是中立的或统一的［福克斯，1991］。在女性和男性面前，资源和机会的运用不尽相同。在对本国的社会科学家的一项调查中我发现，比如，在有权授予文科学士和博士的系科，女性与本系教师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得到的承认也很少；在有权授予文科硕士和博士的系科，女性认为自己掌握资源的等级非常低；而在有权授予博士的系科，她们认为自己在大学生的教学任务上十分繁重。交流、所掌握的资源以及教学任务这些因素与产出能力的水平直接相关。
环境的非同一性不仅在相同类型的机构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同一个机构内部也得到了证明。一项对在密歇根大学被委任为助教的科学家的研究［弗尔特，1986］发现，即使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女性和男性也受到不同的待遇。男性获得了更多的实验室启动经费、更优良的物理设备，在现有的资金和仪器项目中他们也获得了更好的位置。
“在项目中的位置”这个要素与合作是相关的。合作很重要，因为单独的研究在科学中很难得到推动和支持。进一步说，合作研究在出版环节上也更有利，因为受资助的研究更容易出版［赫纳夫，1980］；因为合作研究比理论工作更具经验基础，这就是说人们很容易对它做出评价［梅罗斯，1974；奥康纳，1969］；最后也是因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防范错误［普雷瑟，1980］。
那么，在解释女性的职业成就方面，合作是一个要素吗?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和答案形形色色。对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既有可能更多地合作［麦凯，1977］，也有可能不那么合作［丘宾，1974］。科尔和朱克曼［1984］分析六个不同科学领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男女对等样本的出版状况表明，女性合写论文的可能性与男性一样大。同样，朗［1991］也在生化学家的样本中发现，女性和男性的合作水平几乎是相等的。
然而，有个问题比简单的合作率更微妙。女性在寻找合作者和确立合作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更大，她们可能只有很少的合作伙伴。有一项研究［卡梅龙，1978］支持了这种看法。它发现，男性在合作伙伴上的数量要高得多。进一步说，朗的数据［1992］显示，在生物化学学科中，女性与配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女性的这种合作出现在与配偶而非形形色色的他人［而不是出现在与配偶以及形形色色的他人］之间，因此这些数据也有可能表明，女性合作伙伴的范围比男性更加有限。这一点仍需更直接的证据。
在科学的社会和组织环境与女性的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中，另一个要素是组织内部的评价过程——它对等级和报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费德尔［1975］给147位心理学系主任分发了10张履历表，表中包含了关于教学、研究和服务活动的信息。女性和男性的名字是随机写在表上的。他让系主任们设想雇佣履历表上的哪些人，并如何为他们定级，大多数系主任都建议给男性以副教授的职位，给具有同等条件的女性以助教的职位。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首先，J．科尔［1975，第75页］认为，当相关的判断标准很少时，一些“在功能上不相关的特征”，比如性别，很有可能被激活，从而成为评价和确定报酬的基础。然而，在费德尔的研究以及这项研究所代表的真实事件中，关于业绩的数据是存在的。在解释这些结果时，让我们设想，在科学活动中评判业绩的标准是“绝对的”和“主观的”［福克斯，1991］。判断业绩的是绝对优秀这样一个标准，然而这反过来又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实验数据［多克斯和埃姆斯威勒，1974；涅瓦和古特克，1980；佩特森，基斯勒和戈尔德·伯格，1971；罗森和耶尔德，1974］显示，如果标准是主观的、其规定是松散的，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男性被认为是更优秀的候选人，性别偏见将会出现。这些评价过程有助于解释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
概括地说，本章的结论如下：第一，在评价女性和科学职业时，我们必须超越表面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在理学与工学博士中的比重得到增长，因此，她们在受过职业训练的科学／工程学职员中的比例也提高了。然而，数据并不能为重要的参与和地位提供保证。我们发现，性别影响着科学中的职位、等级和报酬。女性和男性在所从事的领域和学术职位方面是有差异的，它们的等级和薪水也是分层次的。同时，女性在成果的产出能力上要低于男性。地位的指标［岗位、等级和薪水］与产出能力相关，尽管这种相关性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不尽相同。因此，在解释科学的职业成就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地位和业绩。
第二，在那些解释女性在科学中较少获得成功的诸要素中，婚姻和母亲的身份以及个体能力的特征只具有有限的或微弱的解释力。同样，女性和男性在获得博士学位的途径上，在她们作为研究和教学的辅助人员的履历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这些背景因素不具有解释力。然而，女性和男性在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特征方面有不同的经历，所以解释的线索可能存在于博士教育中的教学、合作和学生身份的性质和模式中。我以类似的方式指出，女性的职业成就以下述要素为条件：科学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工作场所和较大规模的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社会特征。
这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提高女性在科学职业中的成就［她们的地位和表现］不仅仅取决于个体的能力、技能和态度的测定、培养与提高。提高不只是简单地对个体“缺陷”的校正、对个体表现的激励。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提高女性的成就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以结构为基础的要素，比如资源的分配、互动和合作的途径、评价方式的运用。
最后，在理解女性的科学职业时，我们应该承认，女科学家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虽然女性在地位上的共通性确实存在于科学中［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她们的地位和业绩是不同的，尤其是随着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在科学中，女性在职业成就上的差异，也可能以就业部门［特别是与非学术部门相对的学术部门］以及在机构中的职位类型所无法揭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讨论过的社会要素和组织要素——人力和物质资源、工作场所中的实践和政策——的影响，也可能因科学内部的领域、部门或者机构职位的不同而不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科学中的女性”这个问题也许会转变成“诸科学中的女性”——它将以更复杂的方式来思考：“在何处”，在“什么场景中”，在“哪些条件、实践和政策”中，女性在科学职业中获得或者没有获得有意义的参与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