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评论、反思性研究与决断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60页（3038字）

昨晚，我与杰米交谈了很久——自从我开始这项工作以后，我几乎就没有见过她。她说，我这个星期的所有工作——第一条、第二条，等等——疯狂至极，我自己也被搞得疲惫不堪。她说，如果我明天［今天］坚持上图书馆的话，就应该花上一天的时间去好好想一想，究竟用这些材料来做什么。她说得没错。此刻，我的计划看起来是话语分析，以及对所有可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本做修辞研究和历史研究，它十分关注性别问题，也附带关心理科教育。这个计划显然行不通!我又有点泄气了。

为了让自己兴奋起来，我在早上阅读了反思性。自从星期一浏览了马尔凯［1985］那本有趣的着作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昨天在查阅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析——以及在星期五阅读的哈拉维的《赛伯宣言》、特拉韦克的《边界的交叉口》以及施塔尔的《洋葱过敏》——之后，反思性又一次映入脑海。我这个星期读到的最有趣的资料是那些突出作者本人介入文本的文章。情况似乎是，你的论题与你的方法越接近，设计某种接受这一相似含义的途径就越重要。这一主张认为，关于写作的写作必然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循环过程，它的实践者必须学会容忍其［修辞］后果——比如我自己最初的消极反应。我在科学论中发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主张是由拉图尔［1981］提出的，虽然他肯定不提倡写作游戏。［在他更早的关于实验的“社会学的梦魇”一文中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关于反思性写作，我读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文章是特雷弗·平奇和特雷弗·平奇［1988］写的，它是以批判反思性和“新写作形式”［或“非常规文本”，平奇是这样说的］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它的批判方式都是一些戏谑的、自我指涉的深度对话。在讨论过沃尔伽［1983，1988c］提出的两种反思性版本之后，它追问道，这个作者的两个版本是如何［未能］呈现沃尔伽的第3个反思性版本的［必须承认，情况确实有点复杂］：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及第三种形式……“有益的内省”?我知道，你我都不会认真对待这种心理学的交谈。

非常正确——无需在此提及它。

很好，回到自我指涉上来吧。［平奇和平奇，1988］

在我看来，这类工作要做的是，对学术、学院或科学写作中的某些最基本、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严肃与非严肃的以及重要与微不足道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提出质疑。毕竟，这类工作确实是有价值的。我也学会了游戏［确实如此］。［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一个局外人能被接受吗?毕竟，从这类文献中确实找到了圈内人的连带感。在所有这些“解释学的超意识”中，共同体的边界何在?——比尔和马丁斯，1990a，第172页］

在街角的餐馆匆匆吃完中饭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重新开始，为此我重新浏览了这个星期所收集的评论。我开始注意到，这些文本都具有浓厚的论辩性质，即便当［尤其是］它们自称为是“无辜的”，或者置身于论战之外时也是如此。比如，J．V．戈林斯基［1990a］从总体上考察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科学史时拒绝了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的着作，并把它与另一部注重规范性脚注的着作［夏平和沙弗尔，1985］进行比较，后者代表了可接受的修辞分析形式：“［夏平和沙弗尔］运用了科学话语的修辞分析技术，但是并没有逃避历史学家的责任，即把科学话语置于历史情境中。”［戈林斯基，1990a，第120页］我喜欢这个“但是”［夏平〈1984〉在批判话语分析时，即批判吉尔伯特和马尔凯时详细地阐明了这一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政治批判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向。比如，阿罗诺维茨［1988b］带着同情心对这个领域做了一番回顾后就后撤了，他认为，话语的优先性本身要以历史为条件。即使这类取向使阿罗诺维茨和戈林斯基相互结盟的话，这样的联盟也是不会长久的——在他们所共享的历史学科究竟要讨论什么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对戈林斯基而言，“历史”是历史学家所做的事情；对阿罗诺维茨而言，历史是劳动阶级的活动。

这样，评论修辞学的另一个源泉［更确切地说是资源］似乎是学科成员的身份。虽然“资源”这个概念是有益的，但是对学科性的描述及其属性而言似乎是被非同寻常地“制造”出来的［我想我已经熟悉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特征有两篇评论［D．麦克洛斯基，1987；波特和韦瑟雷尔，出版中］饶有兴味，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即科林斯［1985］对引力波争论的研究得出了与这两篇评论相似的结论［就我所知是独立得出的］。

科林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撰写了修辞学……这不是知识社会学，而是知识修辞学。［D．麦克洛斯基，1987，第14页〈草稿〉］⁽¹⁾

可以说，修辞学是科林斯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他没有使这个概念理论化，也没有就其意义做出探讨。［波特和韦瑟雷尔，出版中：第1章，第23页〈草稿〉；参见注2］

这些例子都试图用另外的学科术语，根据评论者自己的偏好来重构科林斯的研究。在这两个事例中，科林斯都因为没能完成这项研究而受到谴责。

从上述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学科身份的修辞资源被用于从事众所周知的“划界活动”［吉瑞恩，1983］。但是，作为科学史的代言人，戈林斯基试图把不恰当的工作排除出去，而麦克洛斯基、波特以及韦瑟雷尔代表了科学修辞学的立场，采用了包容性的策略。尽管为时尚早，我还是希望能从评论策略的这些差异中得出结论说，相关的学科在地位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等等。“评论修辞学”已经羽翼渐丰，当然，这里的分析只是对其中一个可能的方面作了粗略的勾画。我尚未触及权威的建构这样一些方面，更不用说评论者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提供辩护的方式了。也许，我急需找到的是一个饶有兴味且颇具学术价值的学位论文题目。像“评论性话语的修辞结构”这样的题目就很合我意。

我想歇一会了，顺便想一想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实上我对写作评论究竟了解多少?当然，如果我严肃地接受反思性主张的话，我首先要做的是自己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不过，且慢。当杰米向我提及这本新的《科学技术论》时，她是什么意思呢?似乎是在所有章节上进行竞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不用一下我这个星期的日记呢?不，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我没有声望，没有地位，没有……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挂在某个人——最好是几个人——的名下。当然，不应该是我所评论的那些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当然，是这样的。有三位没有在规范性注脚中出现的［男性!］作者：按字母顺序是阿什莫尔、迈尔斯和波特。太好了!我将以新写作形式来撰写——一位虚构的研究生在图书馆中七天的日记。看到它，杰米的脸色肯定很难看。她会说这是“装腔作势，不知所云”。我必须谨慎行事。任何东西都必须有根有据。所以……⁽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