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76页（3830字）

公众理解科学(PUS)是一个宽泛的、界限模糊的领域，涉及若干种不同的学科视角。尽管这个领域还不具备一种连贯的范式，但是的确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范式，并以此构建出有关“PUS问题”的特定框架。自从科学进入公共话语以来，对“公众理解科学”那种含混而又强烈的关注都被编织进各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方案中。从社会精英的焦虑中可以找到大体的线索，他们试图通过让公众接纳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秩序”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这种焦虑体现在人们不断地悲叹：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社会未能接纳西方“科学”的规划及其理性文化的基础。

尽管这些讨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PUS问题才呈现出制度化的迹象。除了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公众态度调查之外，对PUS的系统研究到80年代才开始。本文将回顾既有的主要研究视角，并就它们的不同承诺和含义做出比较性的观察。进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必然要被弱化］是勾画出PUS研究与若干不同领域的关系，这些领域与PUS之间潜在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长期以来，有关“公众”或“社会”的主张始终内含于科学话语中，有关公众接受“科学”权威的主张也有着类似的历史［莱顿，1973］。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科学史研究已经系统地揭示出，在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建构过程中，通过默会的修辞来建构社会秩序能否有助于科学知识的构成［戈林斯基，1992；夏平和沙弗尔，1985］，以及这种知识能否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塑造。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来审视现代PUS问题。

直到最近，PUS研究［及其实践］的主要议程依然是以公众及其认知过程和能力为问题来构成的，因此这暗示科学知识、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制度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以科学为问题的PUS研究被误认为仅仅提出了一些有限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对大众传播缺乏兴趣或技能。相比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给出的批判性研究进路——在这里我称为“建构论视角”——试图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经验并定义“科学”的，特定科学的建构是如何在与默会的、封闭的［人们赖以或应该向磋商开放的］社会关系模式的互动中进行的。换句话说，似乎正是科学知识编制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范、承诺和预设——它们一经进入公众领域便必然充当某种社会－规定性的角色。于是，当科学运用于公共领域时，关于“有效知识”或“好科学”的占主导地位的内在标准就会合法地向问题开放。

当公众和科学一并被问题化时，PUS研究的建构论进路就会提出反思性问题，但它有时候不那样具有反省性。而且，在公众以潜在的、不同的方式建设性地参与科学的问题上，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想法。在探讨PUS的主要研究范式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人们定义和界定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

议程、边界与混乱

在许多重要的表述中［比如皇家学会，1985年］，人们自然而然地把PUS与公众对科学的欣赏和支持等同起来，与公众对“技术性的”知识和方案的“正确”理解和使用等同起来。因此，当公众抵制或忽略某个被冠以科学之名的项目时，人们设想，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公众误解了科学。因此，PUS的研究议程被界定为通过测量、解释到公众为何无法“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科学］”，就如同无法遵循社会潜在的总体承诺一样，从而找到补救的方法。比如，认知风险的研究领域的界定基于的假设是，公众之所以反对核能之类的技术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科学所认识到的“真正的”风险；这个观点化解掉了许多实质性的批评［奥特韦，1992；温内，1992e］。

PUS意义的混乱还来自于人们经常忽视公众对科学的欣赏、兴趣与理解之间的区别。比如，公众在“理解”一般的科学与“理解”特定的科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迈克尔，1992］。理解也许意味着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技术知识，但是没有能力使用这种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理解。理解科学可能意味着理解它的方法而不是特定的内容［科林斯和平奇，1993；科林斯和夏平，1989；温内和米勒，1988］，也可能意味着理解它的制度特征、资助和控制形式及其社会含义［温内，1980、1991a］。正如稍后将要表明的那样，不同的理解维度之间存在重要的互动关系。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尚未被认识到的要素是，在科学与公众群体的相遇中，社会行动者不同的默会模式所起的作用。比如，在缺乏必要的社会机会、权力或者资源去使用科学信息时，即便是一个熟知技术的人也可能拒绝或忽视这种信息，认为它是毫无用处的；而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的模式中，科学家也许会认定，公众的“忽视”反映了他们在技术上的无知或天真。社会行动者的潜在结构也会制约他们对现有知识的兴趣，从而首先影响他们的“素养”。因此，本土的社会参量——在外行本人的社会情境中被默会地知觉到的有用性或相关性——直接构成了公众对科学的把握，从而也构成了公众对科学的显见的“理解”。认知维度与社会维度的分裂——这可以说是PUS的主流，无疑是人为的产物。

PUS的范围和意义随着政治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更具家长制色彩的欧洲政治文化中，长期以来对制度性权威的渴求反映在公众之中，他们的冷漠、模棱两可或敌意被归因于对“理性”原则的误解。莱顿、戴维和詹金斯［1986］对最典型的英国背景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公众参与科学从出现伊始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化——理解科学家及其解释自然界的方式。”［第34页］在这里，他们可能遗漏了对“自然的”术语加以定性。在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公众热情而主动地支持所有类型的科技问题，这多少缓和了这一趋势，正如莱文施泰因［1992c］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家长制的修辞性定义也会受这种文化的感染。

在公共政策中，对科学的比较分析也显示出类似的差异［布里克曼，贾撒诺夫和伊尔根，1985；吉莱斯皮、伊娃，以及约翰逊，1979；贾撒诺夫，1986］。桀骜不驯的美国文化鼓励形形色色的外行群体以更多样、更积极的方式来影响技术决策的过程；事实上，这种更具参与性的通道已经载入美国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机制中了。至今还没有一项比较性的研究对美国政治的行动者是否在普遍的深层次的意义上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把握或理解，或者是否影响了科学家对公众理解的看法做过考察。然而，在这些跨文化差异的背后存在着基础性的问题，即科学的合法化问题——科学不仅是工具性知识，而且是一种连贯的普遍主义文化。

可以确认的PUS研究进路分为三大类：

●对所选的“公众”样本展开大规模的定量调查，从而不仅得出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而且可以测量公众的科学素养或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

●认知心理学，或者以外行的行为过程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心理模式”上的重构。

●通过定性研究来观察科技专家在公众中的情境化，从而考察处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们是如何经验并建构意义的。

“社会表象”的范式［莫斯科维奇，1984］介于后两类之间。正如我在下面将要勾画的那样，这些研究传统与认知风险的研究以及源自认知人类学的“民族志学”的研究是相互平行、相互重叠的。

我在本章将采纳SSK所倡导的观点，即一种恰当的PUS进路必定要追问“科学”和“理解”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科学的意义不能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似乎它是由自然或其他具有特权地位的权威来决定并赋予的。这自然也使“公众”问题化了，从而超越了表面上存在着无数的科学“公众”这样一层意义。最近一项有关公众对科学专家的反应的研究表明，“理解”是一种功能，一种内化的、对科学制度做出社会认同的功能，这些认同或异化是一个多元的、经常会发生断裂的并允许不断地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迈克尔，1992；温内，1992a］。

这一视角强调了控制和标准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刻画出了科学知识的特征，并致使那些在公众领域中遭遇这类知识的人做出模棱两可的反应。当公众用方言来表达自己合法的关注或异议时，科学制度便把他们看成无知的，这无意中使更多公众变得模棱或冷漠。因此，通过科学的非反思性，即从科学自身出发来建构“公众”以及建构自身赖以进行的制度因素，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趋势便会从整体上得到削弱［埃茨拉希，1991；温内，1987］。在结尾部分，就如同社会学争论中对后现代性及其变体所做的分析那样，我也试着把PUS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贝克，1992；拉希和弗里德曼，1992；利奥塔，1984；罗斯，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