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94页（1670字）

本文关注的是1976年到1992年间关于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公开的英文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生产力研究一样是有局限性的。在这段时期，欠发达国家自身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文献也已汗牛充栋。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中国，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恩格斯着作的翻译。这个领域主要被科学家占据着。它一直被哲学问题、苏联的影响以及20世纪以前的文献所把持着，这种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告一段落。在过去的10年间，新的专业协会和博士课程得以建立。自然辩证法现在成了3000多位专业人员的保护伞，他们从事的是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的研究。尽管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视角，但是它在提供真正的组织框架上的能力已有所下降了。目前，当新一代的研究者试图从西方文献中寻找其他一些重要的视角时，默顿、库恩、波普尔和普赖斯的着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¹⁾

鉴于我们的文化的重心以及本领域突出的跨学科性，似乎很容易在谈论中达成共同的理解。我们已经在叙述中表明：(a)人们对越来越多的技术变迁［这是欠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活动的特征］给予了新的关注；(b)人们承认，对新技术的完善与改造［这对于适应新环境是必要的］作截然区分是徒劳的；(c)人们重新强调了技术转让［默会的而不是外显的、可编码的］；(d)人们意识到，生产科学的能力与技术的改造和使用之间不存在紧密的关联。当某些STS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时，尚未从理论或知识论思考的成果出发对它做出重新的定向。但是，我们不难确定，那些为欠发达国家如何从事技术的问题感到迷惑，而不是追问它为什么达不到世界标准的人们，已经开始着手考察知识生产的地方性条件了［参见福朗斯曼，1985／1986，第580～610页；罗森伯格和弗里施托克，1985，第vi～xvii页］。

比如，有人主张，非洲农业研发的本性和传播很大程度上要为这种研发的不适当性负责［利普顿，1988］。但是，在非正式领域以及以交流研究的场合，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如果有的话］对技术改造过程或者“技术科学”更加敏感［海恩斯沃思，1982；赫雷拉，1981］。⁽²⁾虽然研究的重心仍将放在专业的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实践上，但是知识的产生并不一定非要在科研实验室中进行不可，当然也不应该局限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活动。

微观方法对于解释科技发展的变化也将是不充分的。正如组织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公司、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为决策和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理解技术转让需要充分认识组织之间关系的起因、变化以及后果［普拉克内特，史密斯和奥格迪茨，1990；施勒姆和伍特诺，1988］。在宏观层面上，这个问题本身演变成了关于国家和组织在竞争中谁更重要的争论［多尔，1989；施勒姆和班克斯顿，1994］。

社会网络模型通过关注社会行动者［个体和组织］，为整合微观和宏观进路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为某个社会体系能否构成关系提供了概念工具。⁽³⁾研究人员与使用者之间松散的关系——尤其当他们与西方研究中心建立联系时——可以被转译成某种不恰当的技术或者不相关的研究［巴克，1987；克拉内，1977；韦苏里，1986］。从响应国家政策的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中心”与区域机构相比更加不切实际［吉门尼兹、坎波斯和埃斯卡兰特，1991］。因为组织是分化着的实体并且在内部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利益，所以累积优势的机制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是各不相同的。

现在，世界技术共同体已经成为现实，它的特征是高度的分化和严重的不平等。以后15年的任务是不带国家偏见地对这种状况展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