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346页（4279字）
(释文〕 聪明的指挥员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一面，事情就能够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 杂：搀杂、混杂，这里指兼顾。务：事务、事情。信：通“伸”，伸行、发展。
〔例1〕 战国时，燕王喜派相国栗腹与赵国结盟，栗腹回国后报告说：“赵国的壮丁都已经战死在长平，他们的子孙还没有长大，现在可以发兵云攻打赵国。”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询问他的意见。乐闲回答说：“赵国是四面作战的国家，它的人民熟习兵事，不可以发兵去攻打。”燕王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就没有听乐闲的意见，派出战车二千辆，由栗腹、卿秦率领，去攻打鄗、代。赵孝成王得到报告，马上派廉颇、乐乘分别领兵迎战。结果，廉颇在鄗打败了栗腹，乐乘在代消灭了卿秦。燕国由此遭到严重的削弱。
〔例2〕 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向汉朝廷请求和亲，汉武帝让群臣讨论。大行王恢熟悉匈奴的情况，提议说：“汉和匈奴和亲，大概总是维持不上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同意和亲的要求，发兵攻打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说：“匈奴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样，很难制服他们。自上古以来，历代圣王都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臣民，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争强斗胜，就会人困马乏；匈奴以逸待劳，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大多附合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就允许与匈奴和亲。其后二年，雁门豪强聂壹通过王恢，向武帝提议诱击匈奴于塞下，武帝再次让群臣讨论。王恢说：“现在凭陛下的神威，又有天下一统的优势，但匈奴的入侵仍持续不断。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使匈奴感受到汉朝的军威。我私下认为征伐匈奴对国家有利。”韩安国说：“我听说高皇帝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昼夜没能吃上饭，等到解脱围困返回京城后，却没有复仇雪耻之心。圣明的君主应该有包容天下的气度，不应该因为自身的私怨而破坏天下的至公，所以高皇帝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至今已为五世的人带来益处。我私下认为不攻打匈奴对国家有利。”王恢说：“不对。高皇帝当年身披铠甲，手执利器，征战十几年，他不向匈奴报复被困平城的怨恨，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而是出于让天下人休养生息的仁爱之心。现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侵扰，死伤的吏卒很多，内地运载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这是仁人志士引为悲痛的事。所以说征伐匈奴是理所应当。”韩安国说：“不对。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让自己的军队以温饱等待敌人的饥饿，严明军纪等待敌人的混乱，安居军营等待敌人的疲劳，所以一旦交战，就会全歼敌人；一旦进攻，就会攻破敌人的城防；经常安稳不动，就能迫使敌人俯首听命，这是圣明君主的军队。现在如果轻以对匈奴用兵，长驱直入，难以成功；孤军深入，就会遇到威胁；齐头并进，就会后继乏力，如果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给养；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利的战机，军队还没有走出千里，就缺乏粮草，按兵法上讲，就会被敌人擒获。所以说不攻打匈奴为好。”王恢说：“不对。我现在所谈的征伐匈奴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征发军队，深入敌境，而是利用单于的贪欲，引诱匈奴进犯我们的边境，我们挑选骁勇的骑兵和冲锋陷阵的壮士，暗中埋伏以防备敌人，同时谨慎地据守险要的地势，以加强作战的力量。我们的部署完成以后，有的部队攻打匈奴的左翼，有的部队攻打匈奴的右翼，有的部队阻止匈奴前进，有的部队断绝匈奴的退路，这样肯定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武帝最后采纳了王恢的主张，拉开了大规模征服匈奴战争的序幕。
〔例3〕 东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交趾蛮族首领区怜率众起事，同官府对抗，交趾州郡官府合力讨伐，不仅没有取胜，反而受到区怜的围攻，援兵和粮秣都无法接济。汉顺帝召集文武百官，询问对策，大家都主张派遣大将，征发荆、扬、兖、豫四州士卒各1万人，前往交趾增援。李固反驳说：“现在荆州、扬州并不太平，两州的盗贼结合在一起，不肯离散。武陵、南郡的蛮族反叛，还没有得到平息，而长沙、桂阳的士卒又被多次征发，如果再去征调他们，就会引起新的祸乱。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一个理由。兖州、豫州人民突然被征入伍，远征万里之外，没有归期，而诏书紧急催促，必然导致叛乱和逃亡，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二个理由。南方各州郡水土潮湿，气候炎热，加上瘴气盛行，以致军队死亡的人占十分之四五，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三个理由。军队长途跋涉，行程万里，士卒疲劳不堪，等到达岭南，已经没有战斗力，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四个理由。按照规定的正常速度，每天行军30里，而到日南郡有9000多里，需要行走300天，才能够到达，按每人每天用粮5升计算，需要60万斛米，即使让士卒随身携带，费用也太大，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五个理由。战争必然造成大批的人员伤亡，如果无法制止敌人的进攻，势必再次征调援兵，这就好像挖心腹去补四肢，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六个理由。九真、日南两郡相隔千里，征发当地的吏民，尚且不堪忍受，何况调集内地兵役，让人们忍受万里远征的苦难?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七个理由。实际上，朝廷派遣大将没有益处，而州郡官员是能够胜任的。现在应该选派既勇敢、又有谋略，既仁慈、又懂军事的人，担任州刺史、郡太守，命他们驻守在交趾郡。日南郡兵力单薄，又缺少粮秣，战既不能战，守又守不住，可以暂时放弃它，把当地吏民迁移到交趾郡，等平定动乱后，再让他们返回故土。交趾州郡官府应招募和收买蛮夷，让他们互相攻杀，朝廷则供给金帛，作为资助；如果有人能够打入蛮夷内部，斩杀其首领的，朝廷则许以封侯，赐以食邑。这样有助于平息蛮夷的动乱。”汉顺帝表示赞同，并根据李固的提议，任命张乔、祝良分别为交趾刺史、九真太守。张乔到任后，对蛮人开展安抚和诱导，蛮人全部投降或解散。祝良抵九真，当即单独乘车，进入叛军大营，给他们指出生路，并示以威力和信誉，蛮人有数万归附，还帮助郡府修筑宫舍。从此，五岭以外地区恢复和平。
〔例4〕 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袁尚、袁熙兄弟被曹操打败后，率残兵败将投靠乌桓。曹操欲提兵攻打乌桓，一举消灭袁氏兄弟，其部将大都以为进击乌桓，路途遥远，如果刘备趁机攻打许都，多有不便，力劝曹操撤回许都。只有郭嘉对曹操说：“班师回许都实为失策。现在应当乘胜追击，消灭乌桓，捉拿二袁。倘若二袁勾结乌桓，势必难图。至于刘备，我认为不用担心。刘备投靠刘表，实出于无奈，刘表因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刘备，所以必不予以重用，生怕刘备控制荆州局势。既然刘表不重用刘备，刘备的才能也就无处发挥。因此，追击二袁实是上策。倘若失去这一机会，后患无穷，望丞相明决。”曹操听罢，甚为高兴，随即整顿人马，往乌桓进发。没过多久，乌桓就被打垮，袁氏兄弟被迫逃往辽东。
〔例5〕 隋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政权摇摇欲倾。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亦借机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后，李渊率三万大军南进，在贾胡堡(在今山西灵石县西南)遭到隋将宋老生和屈突通的阻击，时值大雨不止，粮草不给，大军南进受阻。李渊便派沈叔安等回太原运粮，使刘文静到突厥请兵，又致书李密，卑辞推奖，以求联合。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便有隋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联兵突厥，欲攻袭晋阳的传闻，李渊一时进退失据，便召诸将商议。裴寂等人说：“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难以短时攻下。李密虽然答应联合，实则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图。而刘武周实际上已归附突厥。太原为一方都会，而且义兵家属均在太原，不如先还救根本，再图后举。”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听了诸将退兵的建议后，大为反感，驳斥道：“现在禾菽遍野，何忧乏粮!宋老生轻浮急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不谋远略。刘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刘武周远虽觊觎太原，但岂可近忘马邑!即举义旗，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就应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如今遇小敌便急忙班师，恐怕从义之徒一朝解体，退守太原一城之地，何以自全!”长子李建成亦持同论。但李渊不以为然，仍决定引兵北还。入夜，李世民于李渊帐外号哭，声闻帐中。李渊惊醒，召李世民进帐，问其何故号哭，李世民回答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豁然醒悟，问李世民：“大军已经开拔，该如何办?”李世民说：“右军严整而未发，左军虽去，但料也未远，请让我去追他们。”李渊应允。李世民和李建成连夜追回左军。此时，云散雨住，沈叔安亦从太原运粮归来，士气复振。李渊命沿东南山脚小道直指霍邑，击败宋老生，开通了南进之路。
〔例6〕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徐达围攻张士诚所居苏州城甚急，城中大为震恐。驻守无锡的莫天祐为了同张士诚取得联系，派善于潜水的部将杨茂伺机从水下潜入苏州，结果在苏州间门水栅旁被徐达的巡逻队发现逮捕。徐达知苏州城坚不可破，而莫天祐驻兵无锡，是张士诚的声援，于是就把杨茂释放，让他继续出入往来苏州、无锡之间，徐达借此得到张士诚、莫天祐的往来蜡书，了解了他们的虚实，从而不断修整完备自己的攻城措施，最后攻拔了两城。
〔例7〕 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在群臣拥戴下，登上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当时在他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包括蒙古、朝鲜、汉官在内的一大批新贵。他们在对明朝、蒙古、朝鲜及其他民族的征战中，积聚了巨大财富，又靠军功从朝廷取得了大量赏赐。这些人与努尔哈赤创业时期的旧贵族构成了皇太极政权中的上层统治集团。他们既富且贵，不仅分掌国家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处于极为优厚的地位。随着权力的扩大，财富的聚集，他们的欲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进入繁华富庶的辽沈地区后，他们便开始接受、模仿明朝官僚地主的腐化奢侈生活方式，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迅速滋长。新老权贵的这种状况，不仅激化了国内矛盾，妨碍统一事业的进行，而且很不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内部的隐患引起了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的一天，把诸位亲王贝勒召来，以一年前征朝鲜为例，批评他们抢夺和聚敛财物的行为，并下令刑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意在告诫他们不要贪图财物，而要勤于国事。自此以后，诸王贝勒大臣的聚敛享乐行为有所收敛，一心一意辅佐皇太极进行统一全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