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103页（10210字）

朝鲜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传统。

据《檀君神话》：天神桓因之子桓雄，率众三千，下凡到太白山神檀树下，命掌管风、雨、云、农、生命、善恶的神，操持人间360多种事，治理天下。桓雄与熊女结合生男，他便是古朝鲜的第一位君王檀君。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建立古朝鲜。这是一种神话，但反映天神崇拜是朝鲜固有的文化传统。

1．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哲学思想。

班固的《汉书》称东夷为“仁义之国”，可见儒学的影响深远。但儒学何时传入朝鲜无文字可考。许多学者认为，公元一世纪前后随汉学传入朝鲜，这是可信的。

因此四世纪儒学在三国时期已有相当的普及。

据史书，高句丽有中央的太学与地方的私学局堂。372年立太学，“书籍有王经”、三史；在百济，375年高兴得博士，此后儒学博士王仁把《千字文》和《论语》传到日本；新罗在503年按儒学方式改国号和年号。

佛教传入朝鲜比儒学晚一些。

高句丽：372年中国前秦王符坚派顺道送佛像和佛经；374年僧人阿道到高句丽，375年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顺道、阿道在此布教，僧朗建立三论宗基础。百济：384年东晋胡僧摩罗难陀到，翌年佛寺谦益曾赴印度学律部，翻译律部72卷。

百济律部传日本，使日本律部兴起。

道藏东渡日本，成为日本成实宗鼻祖。

新罗：5世纪传入，527年得到朝廷的认可，法兴王下达杀生禁令。新罗涌现大批学僧，义湘来唐学佛法，成为玄奘弟子；元晓撰80余部论述，为建立统一的佛教做出了贡献。

统一新罗时期，迎来了朝鲜佛教兴盛期，涌现大批高僧。圆测曾任唐朝西明寺大德，参加《华严经》等经书的翻译，以研究因明(逻辑学)着称。

元晓着佛教理论书籍一百余部二百四十余卷，深入探讨了“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创立海东宗。义湘始创海东严宗，培养了大批学僧，探讨“一”与“一切”的关系。

按史书记载，在朝鲜先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后传来道教。百济近肖古王(346－375年)，命太子还击高句丽入侵后，将继续追击时将军莫古解劝说：“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周书》记载，“百济寺塔多，而无道士。”《三国遗书》(宝藏奉志)中记载，高句丽在624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643年渊盖苏文奏曰：“鼎有三足，国有三教。臣见国中，唯有儒释无道教，故国危矣。王然之，奏唐请之，太宗遣叔达等道士八人，王喜以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

”说明高句丽曾置道教于儒、佛之上。

如果说儒、道、佛在北方的高句丽还有明显的对立，那么在南方的新罗就比较和谐，集中体现在风流思想。新罗着名儒学者崔致远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

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冠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三国与新罗统一时期的儒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入三国时期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

儒学的经典有：《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

从高句丽看，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政治思想的影响较多，尤其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君权神授。

高句丽把王位的继承看成“天之历权”，强调“畏天忧民”；新罗讲“顺天吊民”，记载许多“神雀集”、“黑蛙斗”、“白狐出”等怪异现象，认为这是“天不能谆谆其言，故示以妖怪者”。讲“仁”处虽多，但都与政治连结在一起。

如高句丽王孙“仁慈爱人，可以嗣祖业”，王弟子亲“宜以忠义存心，礼让克己，上同王德，下德民心”。新罗“其君仁，而爱民，其臣忠以事国”。

第二，儒学主要在官方的倡导下发展。高句丽官方设太学教育子弟；“百济王遣阿直岐”去日本送《孝经》、《论语》；新罗“李悌有异行者，赐职一级”。

三国都是“王遣子弟”赴唐入国学。由于官方的倡导，培养出大量的儒学者。

七世纪有金大问、薛聪、强首等，九世纪有了大儒崔致远。

第三，朝鲜儒学在发展的初期就与佛、道对立。孔子创立儒学是公元前五世纪，那时中国还没有佛、道教。佛教是公元67年从印度传入中国，道教是公元142年在中国建立的，其间大约有四五百年时间，不是在与佛、道对立中发展的。在朝鲜，儒学的传入虽比佛、道教的传入早一些，但都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因而儒、佛、道的对立更为明显。因此出现改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的现象。这给朝鲜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

2．高丽时期的哲学。

高丽时期是朝鲜佛教全盛时期。

太祖时定佛教为国教，举办燃灯会、八关会等活动，设僧科给僧侣以贵族待遇。在国都开城建法王寺、王轮寺等十大寺院，刊行八万大藏经。当时宗派有五教、二宗、十一派。

五教有：华严、慈恩、中神、搃南、始兴；二宗有曹溪宗、天台宗。着名佛学者有：均如、谛观、义天、知讷、慧谌等。

均如(923－973年)为高丽初华严宗的思想代表，他认为“一切法无罪一心，故大小等相随回转。”以“一心”为基础提出差异的“融合”思想。义天(1055－1101年)与知讷(1158－1210年)是高丽佛教的双璧。义天为高丽天台宗的创始人。他曾来宋朝拜见中国着名法师，为中朝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归国后，任朝鲜最大寺院兴王寺第一代主持，致力于佛教经书的收集整理，刊行《高丽续藏经》。

他继承天台宗创始人智的思想，主张“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以天台宗为主实现“教禅合一”统一“五教”。知讷是高丽禅宗的思想代表，朝鲜曹溪宗的创始人。他的禅学思想的核心是真心说，认为“真心”是宇宙之本体。真心人人具有、人人皆可成佛，提出直观的顿悟修养方法。

慧谌(1177－1234年)为朝鲜曹溪宗第二祖，继承知讷的禅学思想，提出“无心、无事”的范畴，发展了其泛神论思想。

高丽时期以佛教思想为经治理念，但政治制度上还有许多原始儒家的思想影响。如在太祖的《训要十条》的序言中，提到天命、禅让、善天下等内容。随着佛教思想走向全盛时期，抑佛扬儒思想也开始显现。朝鲜哲学思想史上，最早主张排佛论的思想家是崔承老(927－989年)。他说：“三教各有所业，百行之者，不可混而为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

今日至近，来生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

”这虽停留在抑佛扬儒的程度，但对后来的排佛论和无神论的发展，给予深刻影响。李奎报(1168－1241年)以元气说深刻地批判了佛教思想。他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始源，说：“元气肇判，上为天，下为地，人在其中，曰‘三才’。

”他认为来世天堂的仙境，只不过是清净无尘之地，不值得羡慕。他尊重农民，《新谷行》诗中曰：

“一粒一粒安可轻，

系人生死与富贵；

我敬农夫如敬佛，

佛唯难活已饥人。”

高丽时期儒学的复兴是由私学开始的。崔冲(984－1068年)私立“九斋学堂”，培养人才，被称为“海东孔子”。九斋有：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从中可以看出，教学内容除五经之外，还有《大学》、《中庸》等，培养高徒12名，对儒学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丽朝992年设国子监，培养出较高水平的儒学者。儒学在朝鲜的振兴，是高丽末13世纪朱子学的传入。安珦(1243－1306年)是朝鲜最早引进朱子学的人。1290年，他在元都大都，“始得新刊朱子书，潜心笃学，知其为孔孟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其真像而归。”白颐正(1260－1340年)在元都大都学程朱理学十余年，归国普及于高丽学界。禹倬(1263－1342年)精通经史，对易学造诣深，以易学为中心接近程朱理学。

李济贤(1287－1367年)来元朝，与姚燧、阎复等名儒交往，重视程朱的“敬以直内”，强调“新民之理”，排斥佛教，提倡程朱的“实学”。

高丽末期，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1328－1396年)曾在元朝国子监学习三年，是朝鲜儒学继往开来的人，他提倡程朱理学，主张“天则理也”。郑梦周(1337－1397年)致力于宣传程朱理学，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批判佛教违反人伦。

郑道传(1337－1398年)全面批判佛教思想，着有《佛氏杂辨》，批判佛教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朝鲜哲学史上，而且在整个东方哲学史上都是少有的。他以气之凝聚说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形成，从根本上否定“灵魂不灭”；认为“三世轮回”，“不如农夫之生利”；以“常久”、“常生”批驳佛教的“假、幻”，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权近(1352－1409年)着《入学图说》，为普及程朱理学做出积极贡献。他指出：“释氏欲免死生，是畏死也；老氏必欲求长生，是贪生也。儒家则可死则死，义重于身，君子所以杀己成仁。”他为确立朱子学，为李氏王朝的国家理念做出了积极贡献。

高丽时期的哲学思想特点有：

第一，佛教在高丽时期占统治地位，进入全盛期。高丽时期刻印八万大藏经，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佛教达到全盛期，祈祷盛行，禅宗空前发展。

第二，朱子学推动朝鲜儒学复兴。

朝鲜朱子学从一开始就对佛教思想的批判，并达到很高的水平。朱子学代替佛教成为李氏王朝的统治理念。

3．李朝前期哲学思想。

整个李朝时期朱子学占统治地位，出现了一大批着名的思想家，各自着书立说，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个时期，哲学上争论的根本问题是“理”和“气”的关系问题。当时站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的“理在气先”。

以金时习、徐敬德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张气一元论，反对“理在气先”。

金时习(1435－1494年)以气一元论反对“理在气先”。他认为气构成天地万物，说：“盈天地之间者皆气也，竖言则日月之往来，星辰之运行，寒暑之相推，阴阳之相代，消息盈虚生旺体因皆气也。横言则山川、岳渎之融结，风雨霜露之施行，草木之荣瘁，人物之动息，圣贤愚迷之群，分清浊粹驳之不齐，皆气之寓于两间也。

”基于这种气一元论，提出“事中有理”。

徐敬德(1489－1546年)继承中国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气一元论。他认为气是万物之源，气构成了天地万物。

他说：“太虚湛然无形，号之曰先天，其大无外，其先无始，其来不可究，其湛然虚静，气之原也。”他还说：“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则是气有始也。”

以赵光祖、李彦迪、李滉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主张理一元论，坚持“理在气先”。

赵光祖(1482－1519年)认为理是世界的主宰，产生万物的始原，说“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

李彦迪(1491－1553年)遵循太极则理的观点，认为太极(理)是“万物之根柢”，理气虽相依不离，但“有理而后有气”。

李滉(1501－1570年)遵循朱子的理一元论，主张理帅气卒。认为理是“原头本然处”，气是“田地林具”，“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理贵气贱”，“未有这事，先有这理”。

李珥(1536－1584年)既反对徐敬德的湛然虚静之气的气一元论，也反对李滉的理先气后论。

他认为，理气是天地之母，天地又是“人”、“物”之父母，还说：“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无所依着，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在这种前提下，他一方面讲理气无先后，另一方面又讲“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甚至说：“若于物上观则分明先有理而后有气。”说明理气二元论最终还是归结为理一元论。

但这与李滉的理一元论有不同，有时还讲“盈天地间者莫非气也”。

朝鲜朱子学内部曾有四端七情之辨的长期争论。

郑之云《天命图》中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的话，李滉把它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奇大升认为这种修改不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分立说，主张理气浑沦说。

后来李滉进一步修改为“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退溪对此做了如下的论述：“大抵有理气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也，七情是也。”以此为发端，出现了主理与主气之说。

李珥认为发用只能是气发，只承认“气发理乘”，反对“理发气随”，主张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之”。

后来朝鲜朱子学者内部出现了主理派、主气派之分。

主理派主要继承李滉的思想，大都集中在岭南地区，称岭南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李震相、李恒老、奇正镇等。

主气派主要继承李珥的思想，大都集中在京畿地区，称为畿湖学派。

代表人物有宋时烈、韩元震、任圣周等人。也曾有折衷派，但影响不大。

除此之外，还有“人物性同异论”的争论。朝鲜朱子学内部的激烈争论，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李滉明确提出了“分而为二”和“合而为一”相结合的周悉无偏的方法论。

他说：“分而为二，而不害其未尝离；合二为一，而实归于不相杂，乃为周悉而无偏也。”李珥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也说：“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

朝鲜的朱子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重心性论研究。

朝鲜的朱子学既讲天道，也讲人性，但讲人性更多，因此往往称性理学。郑之云作、李滉修改的《天命图》，根据是周敦颐的《太极图》，但增加了四端七情，四端七情之辩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李滉和李珥对朱子学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以理气解释心性论。

第二，坚决排斥佛教。

朱子学传入朝鲜的初期，就与佛教对立。朝鲜的朱子学是在批判佛教思想中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几乎所有的朱子学者都反对佛教，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全面而深刻，在东方哲学史上少见。

第三，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斗争。

朝鲜朱子学围绕四端七情、人物性同异、礼讼等问题有过激烈而长期的争论，形成了许多派别。这种争论又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发展为党争。初期的七林派曾受政治迫害，出现过多次士祸。

至于视为异端的阳明学派、古汉学家受到的迫害更为残酷，不少人被处死刑或流放。

4．李朝后期哲学思想。

李朝后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随着朱子学的没落，实学思想兴起，阳明学等异端抬头。

朝鲜的实学思想17世纪形成，18世纪得到发展。

16世纪末倭寇的入侵，17世纪初女真的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土地兼并，人民生活陷入极端困境。这促使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提出了改革学风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促进了实学思想的发展。

着名的实学者有：实学思想的先驱李晬光(1563－1627年)，提出系统改革主张的柳馨远(1672－1673年)，奠定实学理论基础的李瀷(1681－1763年)，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镛(1762－1836年)。

韩百谦、安鼎福、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金正喜等，也为朝鲜的实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朝鲜实学思想的特点有：

第一，在学风上，反对朱子学的空理空谈，强调实用和实践，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李晬光指出：“国事日以委靡，朝纲日以紊乱，是则无他，皆坐不实之病也。”因此主张“以实心而行实政，以实功而致实效，使念念皆实，事事皆实”。金正喜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皆实事求是之义也。”指出“不求其是”的“空疎之术”，必然与圣贤之道背道而驰。权得已在强调“万事必求是”时，指出“处事接物之际精察是非”，“是”指“事之是非”、“物之当理”。

实学者在批判朱子学空理空谈中，重新认识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第二，在政治上，反对暴政霸道，强调仁政王道，重视民情民心。实学者们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揭露了李朝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暴行，强调了“民者君之天”的民本思想。

李晬光指出：“夫民愚而不可诈也，贱而不可胜也，人主得之则为天子，失之则为匹夫，故曰民者君之天也。”李瀷说：“夫财非天降，必产于民力，民富则国亦兴，有君子治民，导使之去贫就富而已。”柳馨远曾赞扬中国的尧、舜、禹三代政治，说：“三代之制，皆是循天理顺人道。”

第三，在社会发展上，揭露制度的弊端，主张革弊更张的改革。实学者以《周易》之中的变易思想为根据，主张革弊更张，提出了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李瀷认为，“法文弊生，弊必有改，理之常也。”柳馨远认为，自古以来人君没有不想治国者，但治少乱多，这是因为“先以非法之制以率一国故也。”因此，“无变废法，无由反治”，他主张“民产既均，则役既一”，提出改革土地、财税、科举等制度。

第四，在经济上，主张富国强兵，强调利用厚生，重视民生问题。富国强兵是实学者的根本目的。

李晬光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解决民生问题。他说：“养兵以养民为本，不养民而能养兵者，未之有也。”柳馨远认为，富国安民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李瀷认为，“财非天降，必由于民”，因此主张利用厚生，发展经济。

第五，在理气关系上，批判理一元论，克服理气二元论，倾向于气一元论。

实学者都反对朱子学的理一元论，大部分倾向于气一元论。李晬光认为，太极是太古的混沌之物，此太极为阴阳两仪，再变为“泰素”形成万物。柳馨远认为，“天地之理，着于万物；非物，理无所着。”丁若镛认为，太极是天地之胚胎，“万物之生，皆受气化。”实学者中，也曾有自相矛盾的说法。

到了崔汉绮，气一元论说就更加明确，指出：“盖天地人物之生，皆由气之造化”，“克塞天地，渍洽物体，而聚而散者，不聚不散者，莫非气也”。

实学者还有自主意识和科学的精神。

实学思想的兴起，是儒学的一次自我反省过程，也是朱子学统治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朝鲜的阳明学从传入朝鲜开始，就被视为异端受到打击和迫害，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据历史资料，最早传入朝鲜的阳明学着作是徐爱所录《传习录》。1521年，朴祥与金世弼曾有过围绕《传习录》的辩论。

李滉写《传习录论辩》，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南彦经、李瑶、曹植接触过阳明学，李晬光曾介绍阳明学，张维、崔鸣吉公开宣传阳明学。朝鲜阳明学的代表人物是郑齐斗(1501－1570年)，他以真知实德为己任，继承和发挥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反对朱子学的“即物穷理”，说：“即物穷理之语，未知见于何经，孔孟之书，既无见也，程门亦尝疑之。”

江华的阳明学派，强调真假之别，借以反对朱子学虚假空洞的理论。

近代朴殷植(1859－1925年)在《儒教求新论》中指出：“求本领学问，从事阳明学，实为简单切要之法门”，并着《王阳明实记》一书。郑寅普(1893－?)着《阳明学演论》。

5．近代朝鲜哲学。

近代朝鲜是大动荡时期，封闭的李氏王朝崩溃，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在这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有识之士为救国救民，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思想。

首先，儒学者变“卫正斥邪”为“斥和斥倭”，反对日本的侵略。正统朱子学者面对实学的发展、阳明学的兴起、西学的传入，提出了“卫正斥邪”论。随着日本的侵略，崔益铉、柳麟锡等提出“斥和斥倭”口号，并亲自领导了抗日义兵斗争。

柳麟锡(1843－1927年)继承儒学的天道观，认为天道则万物，说：“道，天有之，而为天以生万物；地有之，而地以成万物；人有之，而为五常五伦百行万事，失此则失其所以为人。”并指出“人以有无道而生灭，国以有无道而存亡”。他承认革旧更新是趋势，但对西方文明持否定态度，没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理。

其次，开化思想的兴起。

面对西方思想的传入，受日本富强的刺激，加之中国洋务派的启发，在一部分进步人士中形成了开化思想。金玉均(1851－1894年)是朝鲜近代改革运动的先驱。他反对朱子学的空理空谈，说：“愚见以为莫若实事求是，即一二要端急见施行，毋宁期长远大之策，徒属空言而已。”他认为“求其各国切要之政术，则一曰卫生，二曰农桑，三曰道路”，此三者是“圣贤治国之轨则，亦不能违也”。他的新纲领是：政治上建立自主平等的民主主义；经济上废除封建赋税制度，推进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文化教育上革除奎章阁，进行近代文化教育；军事上建立近代警察制度，创建新军。1884年10月17日发动甲申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中国。

再次，东学思想兴起与天道教的建立。东学思想的创始人是崔济愚(1824－1864年)，在西学的刺激下建立了与此对应的东学。东学思想以“人乃天”为基本教理，其理论来源为“儒之人伦大纲，仙之清净和佛之普济众生，足以成为吾道之三科”。他认为“至气”是世界万物的最高主宰，“无事不涉，无事不命，人由此气而生，物亦由此气而生”。但这种气又不是物质性的气，是“天主”赐给人道的“神灵之气”。“至气”构成的世界万物中，人最灵明，因此“人即天也，天即人也”。

他提出“辅国安民”、“广济众生”，其中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还把中朝两国的反帝斗争联系在一起，说“妖妄的西洋贼侵犯中国”，“中国烧灭，岂可无唇亡之患耶”?1864年3月10日，崔济愚被李氏王朝政府以“惑世诬民”之罪斩首。

最后，爱国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

朴殷植(1859－1926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爱国文化运动的代表之一。

他主张以近代思想改造儒教和封建制度。认为儒教有三个弊端：“一曰儒教派之精神，专以帝王为中心，缺乏普及人民社会之精神；一曰辙环列国，不思易天下之主义，匪我求童蒙，是守童蒙求我之主义；一曰我韩国儒家，不要简易直切之法门，专尚支离汗漫之功夫。”他根据《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革故鼎新”，否则“道不能存，而民不可救也”。在他看来，“民族盛衰之由”、“国家存亡之故”，全在于“知识之明珠”、“势力之强弱”，提出“教育救国论”，主张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他这种思想虽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