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学家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221页（2091字）
19世纪初期，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影响下，欧洲文坛上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于作家立场的不同，形成消极浪漫派和积极浪漫派。前者反映贵族的没落情绪和被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吓破胆的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属于这一派的有渥兹华斯、维尼等；后者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他们对法国革命的后果感到失望，认为启蒙思想家鼓吹的东西，并没有实现，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抨击专制统治和教会，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属于这一派的有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等人。不过，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更强调博爱，把它当作人道主义的中心，渥兹华斯受卢梭的影响，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受社会的影响才会变坏，自然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使人性保持纯朴和天真，所以，他断言，爱自然导向爱人类。认为诗人应该做捍卫人类天性的盘石。拜伦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认为有了自由可以牺牲个人。他歌颂欧洲民族解放斗争，并且自己亲身参加意大利、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为此献出生命，他满怀信心，坚信人民终将胜利。雪莱相信爱的万能，断言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认为人类只要能互爱，一切矛盾就会解决。雨果主张以仁爱代替暴力，以教育代替惩处。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于爱。幻想未来的光明世界是个统一的家庭。普希金揭露沙皇残酷黑暗的农奴制，对农民寄予极大的同情。他断言，只有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帝宝座的永远的守卫。
19世纪30、4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发展，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40年代末，许多发展缓慢的国家也陆续进入全面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无产阶级政治上不够成熟，1848年的欧洲革命都失败了。50、6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采取自由主义政策，散布改良的幻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斗争。1857年波及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后，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立了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也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产生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家。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封建社会瓦解的加速，所有这一切都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受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他们世界观的核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冷酷的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统治，同情社会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悲惨生活。但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狄更斯揭露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繁荣表面下掩盖的劳动人民的穷苦生活，抨击了英国统治机构的腐败，控诉统治者对人民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但他把改善劳动人民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社会改良上。幻想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和正义感，求得各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和同情，希望通过教育消灭人间的不平等。巴尔扎克怀着深深的同情，描述了法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但他却主张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的不公，主张把博爱当作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批判主义文学家众口一词，赞美博爱，认为爱将使人类社会更美好。泰纳认为，人性中最有益的特征是爱。斯谒达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权力，爱情和绝对的个人自由。乔治·桑认为，互爱平等会使社会获得幸福。爱默生认为，爱和希望是普遍的人性，爱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动力，博爱是医治一切罪恶的唯一药方。惠特曼认为，对人类的爱是民主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以宽恕、顺从、忍耐、受苦来洗涤人间社会的罪恶，从而建立博爱的世界。托尔斯泰主张人人都是兄弟，幻想通过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普遍的爱来改造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平等、和谐的大同世界。
总而言之，19世纪的文学家的人学思想，其基本内容仍然宣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的揭露，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批判，推动了人民对旧社会秩序的认识和否定，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19世纪欧洲复杂的社会形势，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对封建沙皇制度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革命民主作家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的主张，更具有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看不见通向理想社会的具体道路，难免陷入空想之中。而英、法、美等国的文学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几成为夺取政权的第三个战士的时代，除了有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唤醒人心的进步一面以外，他们的人性论及改良主张，对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也有蒙蔽和瓦解斗志的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性论逐渐失去了原先的历史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