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18页（3659字）

中国奴隶社会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人学思想。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而先秦人学是先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人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周人学阶段、诸子前人学阶段和诸子人学阶段。殷周人学是先秦人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殷周人学包括殷商和西周两代的人学思想，但主要是西周的人学思想。殷商是一个鬼神迷信大泛滥的时期，鬼神观念支配一切，人不过是“帝”、“上帝”或“天帝”的忠实臣民，既无真正的自我、自主意识，也无真正的独立于神的存在，因此对人的认识通过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周灭殷，周公总结夏、殷亡国的教训，得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周公认为君权神授，天命决定人事，但天命依人的德行为转移，有德者得到天的恩宠，无德者则为天所鄙弃，因此只有“敬德保民”，才有可能“克配上天”，从而“保享于民”。周公这套“天命”观是继承殷商鬼神迷信思想的产物，具有重要的人学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它通过对殷人“帝”或“上帝”观念的变革，为传统的神人关系注入了人和人事方面的内容，从而促成了神的地位的下降，人的地位的上升。周公这一“天命”观是先秦人学真正的发源地。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因此，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天命”神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先是集中反映在《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疑天责天思想的产生，紧接着便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无神论思潮，这就是着名的春秋人文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先秦人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诸子前人学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甚多，比较重要的有管仲、子产、季梁、叔兴、史嚚等。这些人物各自境况不同，地位不同，但都提出了重要的人学思想。在这些言论中，人被提到了首位，神被降至次位。虽然他们都还承认神是聪明、正直、保佑有德的，并没有从思想上突破传统的“以德配天”的神权理论，但是却对现实的人间政治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清醒的理性态度，传统的神人关系得到了全新解释。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即是对神权理论的否定。

春秋人文思潮的出现及其所表现出的无神论倾向标志着先秦人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此，神的地位降到了次位，人及人生、人事问题取代神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并日渐成为神人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成为人所不能不关注的中心。历史发展到了产生新的人学思想的前夜。于是，合乎逻辑地出现了诸子人学；先秦人学由此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诸子人学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同的思想家，从而不同的流派，立足于自身的哲学世界观，围绕人、人生、人事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各逞其说，互相辩难，共同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学术局面，阐发了丰富而有意义的人学思想。孔子是开诸子人学先河的人物。孔子的哲学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其核心却是关于“人”的思想，即“仁”学。孔子的基本观点是“仁”者“爱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仁”学的宗旨，后者是“仁”学的具体原则，即所谓“忠恕之道”。立足于这一观点，他闸述了一系列具体思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重生轻死的思想，觉民、富民、养民、教民的思想，以义为重，先义后利的思想以及“杀身成仁”的思想等。孔子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人，生逢乱世，嘱意于周礼，所以提出了这套以“仁”为核心的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号召人们以身许“仁”，立志行“仁”，消弭社会矛盾，从而恢复周礼，使社会归于“大同”。孔子“仁”学是春秋末年围绕“人”的问题所作的第一次系统的哲学思考，表明先秦人学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孔子同时或比孔子稍早的另一位思想家是老子，他也象孔子一样提出了较系统的人学思想。老子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有五：一是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以“道”取代了“天”神，从而使传统的神人关系变成了新的“道”与“人”的关系，实现了对人的解放。二是在人与自然或天人关系上提出了“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的思想，明确肯定了人的地位，赋予了人以存在的自然合法性。三是在君民关系上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行无为之治，高度重视作为社会、天下之本的人民的决定作用。四是在一般人生观上提倡居柔守静，知雄守雌，取法自然，不恣意妄为，强调遵循规律行事。五是在人生社会理想上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主张，推崇安乐、和谐、自然而然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哲学风格、主张与儒家的孔子大不相同，但就人学思想而言，二者却殊途同归。孔子是贬神重人，以人代神，从而促成了人与神的分离，实现了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老子是以道代“天”，取消了神存在的基础，并以“道”为人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实现了人与神的分离，使人获得解放。老子人学思想是先秦人学思想宝库中，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瑰宝，它反映了一位智者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标志着先秦人学研究的演化和深度。墨子也是一位具有丰富人学思想的思想家。墨子的人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的主张之中。在天人、神人观上，墨子表现出明显的重人、非命的倾向，突出强调了“力”对人们不同遭遇的决定作用，肯定了“人力”的重要意义；但他又讲“天志”、“明鬼”，具有一定的迷信思想。在社会政治观上，墨子表现出了对人的爱护和关心，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爱人利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以强凌弱，以贵傲贱，以智欺愚以及各国之间无休止的攻伐战争，使人民得以生存，社会得以太平和安定。墨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人学思想在先秦人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思想是“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利”的“仁”政思想，“民贵君轻”、“民为社稷之本”的“民本”思想，“舍生取义”、“养吾浩然之气”的人生道德价值思想，“人性”本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人性思想等。孟子的人学思想是继承并发展孔子人学思想的产物，体现着与孔子人学思想相同，相通的重人，爱人精神，同时又比孔子更明确更具体地强调了人及人事的重要性，具有深远的影响。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的人学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基本倾向是以自然的原则反对人为。庄子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人为的一切则不美好，因此真正值得选择的人生态度就是任其自然，做一个“至人”。庄子人学是追求逍遥、豁达人生理想的人学思想。这一思想的合理之处在于它突出强调了遵循自然规律，从与自然的平衡中寻求人的位置以及人生意义的重要性，但它乐天安命的宿命论倾向却容易对人产生消极影响。荀子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人学的集大成者。荀子的人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二、人性本恶，“化性起伪”的人性论；三、“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思想；四、“平政爱民”、“隆礼重法”、“尚贤使能”的社会政治主张；五、义利并提，以义为重的“义利”观。荀子人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与动物的区别，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及发挥这种能动作用的重要性。荀子的人学思想不但比孔、老、墨、孟、庄的人学思想更为具体、全面，而且从总体上说也更为合理，代表了先秦人学思想发展的水平，给了后世以非常深刻的影响。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从对“道”的理解出发，韩非阐述了他的人学思想。韩非认为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尊重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轻举妄动。韩非还认为，人不能一味因任自然、消极处世，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有为；据此，他提出了利用或创造工具以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主张。韩非坚决反对迷信，认为龟卜，占星都是骗局，指出热衷于迷信而不思变革和进取，就必然招致灭亡的结果。韩非重视法治，鄙弃“仁义”，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韩非的人学思想中贯穿着一种务实、求变的精神，具有区别于其他诸子人学思想的明显特征。孔、老、墨、孟、庄、荀、韩非是诸子人学的主要代表，他们之外还有告子、世硕等，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人学思想，为推动先秦人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诸子人学是先秦人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与殷周人学及春秋人文思潮阶段人学相比，这一时期的人学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思想的系统性，二是内容的丰富性，三是理论阐发的自觉性，四是人学的多元性。诸子人学的成就代表了先秦人学的最高水平。

由殷周人学、诸子前人学即春秋人文思潮阶段人学和诸子人学构成的先秦人学开了中国人学发展的先河，酝酿或提出了中国人学的众多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对于规定中国人学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性质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