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158页（2189字）
【生卒】：1866—1925
【介绍】：
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早年出国留学，毕生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他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革命派，撰写了大量文章，为辛亥革命进行了理论准备。辛亥革命后又与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坚持探讨救国真理。“十月革命”后，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他的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其着作编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多种。1956年出版了《孙中山选集》。
在哲学上，他建立了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依据进化论的原理，他把物质世界的进化分成“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他用“太极”译“以太”，认为“原始之时，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期也。”(《孙文学说》)“以太”是整个世界的物质基础。他又用“生元”译“细胞”，认为“由生元之始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竟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人类乃成。”(同上)把物质世界看成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是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过由于他还不能正确把握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不能科学地解释精神现象的起源，所以错误地采取了法国生物学家圭畦里的“细胞有知”的观点，提出了“生元有知论”。认为“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同上)这样他不仅犯了“物活论”的错误，而且把意识看成了人生而具有的、主观自生的东西。他甚至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人类社会领域中得出了“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者，万事之本源也”(同上)的唯心主义结论。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鼓励革命党人继续奋斗，在实践中寻求救国真理。首先，他在传统的知行范畴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认为“知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知之范围。”(《军人教育》)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都划入了知的范围。而行则包括“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政治家之冒险。”(《孙文学说》)打破了古代知行观仅以道德知识和实践为内容的狭小界限，达到了资产阶级知行观的水平。其次，他论证了知与行的关系，依据人类衣食住行的长期实践和各门科学产生的历史，他指出人先会吃饭，后有营养学，先会使钱，后有货币学，“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三民主义》)人的认识过程可以分为“不知而行之”、“行之而后知之”、“因已知而更行之”三个阶段。他既强调“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认为人类只能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同时他也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些思想都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有过分强调“行易知难”，抬高理论，贬低实践的倾向。他错误地提出了“知行分任”的观点，把人分成了三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效法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同上)少数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主宰历史的发展，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不知不觉的群氓，只能服从少数天才的指挥。这是与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本质区别的。
他还提出了“民生史观”作为“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民生主义》)由于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民生史观”中包含有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合理因素。他认为“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同上)这是与中国古代以伦理为本位的历史观根本对立的。然而，“民生史观”的出发点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讲：“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同上)显然他是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动机归结为一种“求生存”的欲望，一种人的主观意志。他用“民生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象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同上)特别是中国，更不存在贫富悬殊这种产生阶级斗争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差别仅在于大贫与小贫。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同上)在中国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搞阶级斗争，只能搞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同上)只要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条措施，便可以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又防止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报发刊词》)，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理想，不仅在实践上混淆了中国革命两阶段的性质，在政治上不可取，其理论也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是一种“主观的社会主义”(列宁语)、空想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