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濬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610页（2077字）

【生卒】：1420—1495

【介绍】：

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人，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特命参与中枢机务。开明代尚书入内阁的先例。着作有《大学衍义补》和《邱文庄集》等。

邱浚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刑狱是顺应“天地自然之理”而出现的，“天为民以立君”，“君为民以立政”，君主受天之命，“除暴安善”，“牧养其民”，治理国家，制定法律，这是“奉天讨以诛有罪”。他继承儒家天意即民意的“重民”思想，指出：“人君刑赏，非一人喜怒之私，乃众人好恶之功”。因此，人君秉承天意，就应“行天讨之公”，至公无私。否则，“赐人爵位，自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显谢；人臣有罪，或加鸩毒，惟恐外闻”，这就不是“天命天讨之公”了。此外奉天讨罪，必须顺应天时。“仲春”“阳和”的时候不应用刑，“孟夏”以后天气炎暑，要分别罪的轻重，迅速结案；决断死刑，则应待到“孟冬”“纯阴”之月。

在德刑关系上，邱浚基本重复朱熹的观点。他认为“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只有政刑而没有德礼，叫做“徒法”；只有德礼而没有政刑，叫做“徒善”。“徒法”和“徒善”都治理不好国家。在他看来，为政之本在于“修德化民”，如果化之以德而无收效，就必须用礼来齐一他们的行动，以使“德化可行”；如果“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那就非有“法制禁令”不可了。在“法”与“人”关系上，邱浚不偏执于儒家的“人治论”。他认为“法”与“人”都是“为治之具”。法是治理国家的依据，人是法的实际运用者，二者应相互为用。但法居于首要的地位。因为人非皆贤，不可能都“通经学，明义理，备道德”，而且即使是贤者，也总要老死，而法却能长存。人“不幸而老诚凋衰，而先王之旧法幸有存者，持循而藉凭之，犹可以系人心、延国祚，而不至于倾覆”。从这种思想出发，邱浚要求封建统治者“敬刑”，“用刑而不敬”，刑就会成为“不祥之器”，并由此而一反历代封建统治者贱视刑官的传统，指出：“民命所系，天讨所寓，国家所以得失民心”，都集中在刑官身上；“狱官可以配天”，因此，君主“命是官也，必不敢轻”。“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则不妄逮”，从而达到“收聚人心，感召和气”，治理国家的目的。

邱浚要求国家立法以儒家经典规定的封建纲常道德为指导，他认为，“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制法而不本于六经，便不会“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当然之则”，因而也就不可能是“良法”。他称誉汉代：“论事主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并”的做法。认为“应经合义”乃是“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在立法技术上，他反对“律文深晦”，主张“不简科条，不饰文义，惟直书其事，用世俗浅近之言，显委曲详尽之义”。这样，既可避免“舞智之吏得以轻重其罪”，又可“使天下共见共闻，粗知文义者，开卷即了，则民知趋避，不陷于机穽”。同时，他也反对“奇请他比”，即不主正律，于常文之外，引别说它类以比附定罪。他认为，这样做势必造成官吏“破律生端，意为轻重，上不知其奸，下莫测其故”。从而使老百姓“手足无措，刑繁而犯愈多”。

邱浚强调封建国家君臣上下，严格守法的重要性。指出法律是“循天理之公，不徇人欲之私”的治国工具。因此，执行法律，要“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他反对君主于“常狱”之外别设“诏狱”，主张“在内之狱，专任司刑之职；在外之狱，分命牧守任之”，以免“别开旁门，使权归一人，祸及百姓”。要求各级刑官“守法不挠”，“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反对赎刑，认为，“若杀人者而可以利赎，则犯法死者皆贫民，而富者不复死矣”。反对“承平之世”赦宥罪犯，认为这样会使“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致人感也”。

在实际审判活动中，邱浚强调“因情而求法”，要求审理案件，“必备两造之辞，合众人之听，核其实，审其疑”。他重视“情实”，认为只有“情实”，才能“刑不滥”。为“使人无隐情”，他要求刑官“既访诸其邻保，又质诸其亲属”，进行实地调查；反对“以严刑加之”、“以盛怒临之”，允许被告大胆“输其情”，认真收集仔细审核多种证人证物，使“无一之参错”。通过综合研究，弄清案情，合情合理地依法定罪。对急案，则要迅速到达发案之地，这样“证佐易见”，实情易明；否则，“迁延岁月，则必有为之委曲掩蔽”，而连累他人。此外，邱浚还要求刑官决狱听讼，要倾听双方的申辩，“无所偏爱”，然后验证双方提出的证据，不偏听也不偏信。“情实”之后，再求其法，“断制罪狱而折其中”，使“情之重者服以上刑，轻者服以下刑”。这样，就能使判刑轻重和杀戮与否，都合乎“中道”，达到“朝廷无冤狱，天下无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