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674页（983字）

司马光主编。二百九十四卷，另有《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记录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史实。编纂过程，见司马光条。该书参考的资料，据统计，除正史之外，其用杂史、奏议、笔记、文集凡二百九十六种，碑志十四种，总数在三百种以上。司马光编着该书的目的十分明确：“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另一方面，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该书的评论中加以发挥。该书立有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而无蜀纪、吴纪、北魏纪、北齐纪、北周纪、十国纪，显然是以正统观念为标准进行编年的。其纪事详今略古，乱世多记，治世少记；既写“光武仁明”的帝王和刚正智能的大臣，也写昏君庸主和奸佞贼臣，暴露其种种倒行逆施的罪恶。“着生民之休戚”被列为着述宗旨，是该书的一个特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书中详细记录了秦末、汉末、隋末、唐末的几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几乎是当成当时的中心来写的，大都超过有关正史的记载，这反映了作者注意人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作用。该书反映出的正统历史思想，突出的表现为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该书史料的选择、史实的确认、历史人物的评价、国家治乱的分析，都首先考虑是否合于礼乐教化。由于作者司马光始终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书中也不时用历史讽喻现实，认为施政的关键在于择人，而不在变法。对东汉末年的“三互法”的评论突出地反映了用贤为本、变法为末的思想和主张“守常”、保守的思想倾向。该书采用编年的形式记叙史实，把大量分散在纪传史和其他书中的材料集中编排，依次叙述，既节省了篇幅，又较好地显示出史事的演进趋势。书中对一些复杂的战争场面，改朝换代时期不同势力的角斗，都叙述得具体生动，条理井然。特别是写战争，如赤壁之战、李愬雪夜袭蔡州等，都很精采。《通鉴》的成书，是对编年体史的重大发展，把中国古代史书三大体裁之一的编年体推向发展高峰。同时，通过《考异》也把考史方法大大推向前进。《通鉴》之后，不仅注家蜂起，而且后继、改编、仿作接踵而出，并推动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