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第1039页（2986字）

旧称“汉学”(Sino1ogy)。

世界其他国家研究中国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地理等学科的总称。

中国学曾长期称为“汉学”。

从研究范围和内容上看，“汉学”其实是研究整个中国的学问，它并不局限于研究中国汉民族的语文、历史及文化等等。西方的一些“汉学”权威的研究范围就不限于汉民族，有的人甚至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居住地区发生特殊的兴趣。

例如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除了将司马迁《史记》的一部分译成法文外，还编译了《西突厥史料》。另一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则着有《敦煌千佛洞》、《元朝秘史》以及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校注和诠释等书。

曾同伯希和一起非法拿走我国大量敦煌文物的英国汉学家斯坦因(1862－1943，原籍奥匈帝国)，他的主要着作也是关于中国非汉民族居住的西部地区的，如《古代和田》、《中国沙漠上的废墟》、《千佛洞》、《埋藏在沙下的和田遗址》、《敦煌发现的壁画目录》、《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一般认为，中国学以自古以来的“中国”为研究对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概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指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目前，从课题上看，国外的“中国研究”，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各类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中国学已囊括了中国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的所有知识形态。

中国学的产生和发展，既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扩张有联系，又和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普遍发展相关，它是由在我国居住很长时间，对我国情况极为熟悉的传教士奠定基础的。西方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由西班牙入门多萨(1545－1818)编纂的《中华大帝国史》。

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较有影响的早期着作还有：金尼阁于1615年发表的《基督教远征史》、鲁德昭于1642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志》及卫匡国于1658年出版的《中国史初稿》。在这些着作里，他们一方面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伟大的帝国，另方面也为西方殖民者提供向中国扩张的指导。

一般认为，中国学产生于17世纪末，是法国人创建的。

路易十四(1638—1715)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开始拟定具体而系统的研究中国的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的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的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藏和物产等。法国传教士冯秉正于1777－1783年编译出版12卷的《中国历史》，该书迄今仍是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着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

几百年来，中国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3个阶段：对中国古代文化全盘介绍，并洋溢着赞美言辞的发轫期(19世纪中叶以前)；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和主观主义色彩的发展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比较客观、全面、系统地研究的兴盛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的研究史上，俄国学者起步较早。

俄国最初记载中国的一些着作，出自17世纪外交官戈杜诺夫和斯帕法里之手。

后者着有《中国记》和《西伯利亚与中国》。

但是，俄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中国学的真正奠基人是H·只·比丘林(1777－1853)。比丘林是俄国第9届驻北京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精通古汉语，有许多论述中国历史、人文、经济、地理等方面的着作。

他的《元朝历史》(汉译俄)，至今仍受到中国学研究者的重视。19世纪下半期起，俄国陆续涌现一批中国学家，着名的有：瓦西里耶夫(1818－1900)，他的3册《中国文学史概论》(1880)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外国人编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着述；查哈罗夫(1814－1885)，他是欧洲第一位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的中国学家，主要着作还有《满俄大辞典》、《满语语法》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学作为苏联科学的一部分进一步发展起来。在1949－1960年间培养出来的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大都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现在均是中国学领域的骨干。

目前，苏联研究中国的机构，主要的有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1983年6月，苏联成立了中国学家协会。

美国是中国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人们一般称1832年2月来中国的美国第一位传教士布里基曼(汉名裨治文，1801－1861)为美国中国学的先驱。他创办美国人研究中国最早的期刊——《中国知识宝库》达20年之久(1832－1852)。

同时、还与美国传教士创办了其他5种中国学期刊，并刊行中文入门、汉学百科全书等着述。随后，较有影响的其他学者有：威廉斯(汉名卫三畏，1812－1884)，所着《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被视为权威性着作；赖德烈，他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一书是当今美国中国学者必读书目；杜里陀(1824－1880)，着有《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劳佛(1874－1934)，着有《中国写作起源》、《李太白诗》等。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团体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1842年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1847年成立了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

研究亚洲和中国颇有影响的美国太平洋学会成立于1925年。翌年，创建了美国中国学会，发行《中国学会会刊》。建于1919年的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1928年又成立了汉学促进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更加活跃。

西欧及日本对中国学的研究也有一定基础。他们不仅建立了各自的学派，而且对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德国傅兰格(1863－1946)及其子傅吾康关于中国古代史与明史的着作，瑞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古汉语文献的真伪》，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等都是精辟的论着。日本从16世纪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朱子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中国作为掠夺和侵略的首要目标，加强对华研究。

逐步形成了专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支那学”。19世纪末，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欧洲东方学传人日本，成为“支那学”的另一个研究内容。而后，一些日本学者力图通过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了解和熟悉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这就构成了“支那学”的第三个内容。

1949年10月建立半官方的“日本中国学会”，以此为标志，“中国学”的名称逐步代替了“支那学”。日本研究中国的主要机构有：日本中日友好协会(1950)、日本中日友好协会(正统)全国本部(1950)、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1956)、中国研究所(1946)、日中经济协会(1972)、中国文史哲研究会等。

目前，中国学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1)规模大、范围广。全世界有几百个机构在研究中国，中国学的研究人员在成倍增长。

(2)重理论，重事例。(3)整体化、计量化，进行洲际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对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等编制了一系列数学模型。

《日本的中国学家》，严绍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冯燕编着，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