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通货膨胀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648页（23792字）
【内容介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时而发生，而且又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各国政府。本章将根据西方经济学界提出来的理论与方法，全面分析税收政策对总需求、总供给的影响，探讨税收政策反通货膨胀的途径及其局限性。
1．税收是治理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工具之一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尽管通货膨胀一般都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成本推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第一，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绝大部分生产者不能决定价格，只能接受价格；第二，生产者或销售者既想提高价格，而又不想使自己的产品的需求曲线上移，因为要冒由于价格提高而使其销售量降低的危险。因此，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总需求的变化必将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发因素，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将是政府对付的主要的通货膨胀类型。
一般来说，如果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过高引起的，政府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最通常的办法是力图降低总需求水平。为此，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提高税收，以期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其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第二，削减财政支出，减少政府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第三，减少货币供应量，以促使利率水平提高，增加私人部门借款的难度和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
单从财政角度来看，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同样是政府反通货膨胀的工具，但谁更常用些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政策可能是更有力的工具。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早期的财政政策理论主张，在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税收政策与支出同等重要。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并没有直接给出财政政策的定义，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年间，政府是经济运行中的“平衡因素”(balancing factor)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概念由此而产生。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埃克斯坦(Eckstein，1967，p．101)所指出的那样：“旨在追求充分就业和价格水平稳定等短期目标的税收和支出的变化通常称之为财政政策。”从这个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现稳定的财政政策既可以通过税收的变化(即税收政策)也可以通过公共支出的变化(即支出政策)来实行。但是，最新的财政政策理论认为(Tanzi，1983，p．409－430)，公共支出水平应根据长期的社会需要来确定，而不应为了实现像稳定这样的短期目标而被改变，因而税收政策应是更积极的反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工具。
从政府履行的职责来看，债务偿还、公务员的工资等支出不能削减，对公众的许诺不能不履行，国防开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提高社会福利，由政府投资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项目也不能减少，这一切使得减少财政支出“难于上青天”。因此，在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强大的情况下，用减少政府开支的政策对付通货膨胀，看来只能是纸上谈兵。
2．反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税收效应
这里强调的基本问题是：对于一个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说，在多大程度上税收政策可以实现价格稳定?
在理论上，税收政策既可以通过税收水平的变化也可以通过税制结构的变化来实行。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各国的税收制度都包含着若干不同的税种，把这两种变化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
税收水平的变化几乎总是伴随着税制结构的变化，而税制结构的变化也常常伴随着税收水平的变化。因此，在实行增税政策时，可能包括提高税率，扩大税基，增设税种，取消部分税收支出项目等多种措施；相反，在实行减税政策时，可以采取与上述相反的措施。
无论是税收收入水平的变化，还是税制结构的变化，都会产生一定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只重视税收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达到总供求的均衡，实现包括价格稳定在内的宏观经济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目标
而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从强调税收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达到总供求的均衡，实现价格稳定目标。但从图1可以看出，税收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比较直接，对总供给的影响，得先对资本存量的影响间接地影响总供给，尔后才能通过调整总供求的均衡，实现稳定价格的目标。
看来，凯恩斯学派重视税收政策的需求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为了全面讨论税收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就必须从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来研究税收的反通货膨胀作用。
2．1 增税效应：从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
税收的需求效应，就是通过税率、税制结构以及税收支出的变动来影响总需求，产生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平衡的效果。
在假定税收政策不会对总供给曲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增税政策将使总需求减少，消除超额总需求，实现价格稳定。
图2说明了税收从总需求方面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这里，以总税率的提高来代表增税政策；把(O，Y1)区域的国民收入水平看作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把(Y1，Y3)区域的国民收入水平看作是经济复苏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把国民收入水平Y3看作是资源充分利用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当税率(t)从t3提高到t2时，总需求曲线将向下移动，从AD3下移至AD2，国民收入水平将从Y3降低到Y2；这时，价格水平相应地从P3降低到P2。
可见，在国民收入水平(Y1，Y3)这一区域内，增税政策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将导致两个效果：一是减少了国民收入水平，这里减少的程度是(Y3－Y2)；二是降低了价格水平，降低的程度是(P3－P2)。
图2 增税政策的需求效应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如果政府实施的增税政策，使得社会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至AD1，增税的需求效应对价格水平的抑制作用就达到了极限。
因为，在国民收入水平(O，Y1)区域所代表的经济萧条时期，生产资源大量闲置，劳动力失业严重，如果一味增税，使社会总需求过度降低，只会减少国民收入，而不会降低价格水平。
相反，在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了Y3时，如果经济中还存在着超额需求，则增税的结果将充分降低价格水平，而不会减少国民收入。
假如税率从t4提高到t3，总需求曲线将从AD4降低至AD3，国民收入水平仍然保持在Y3，而价格水平却大幅度下降，从P4降低到P3。这是因为，在国民收入水平达到Y3时，社会的生产性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力供给无法再增加。
这时，采取削减过度需求的增税政策，其全部效应在于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税收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收变动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实现的。所谓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留给个人支配的收入，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个人支出，即个人消费支出、消费者付给商业界的利息以及外国人的个人转移支付的总和；二是个人储蓄，即个人的当年存款。
这里，“个人”不仅包括私人(包括非股份联合企业的所有者)，而且还包括非赢利的事业机构、私人信托基金组织以及一些私人养老金、保健和福利基金组织等。为什么在讨论税收对总需求的影响时，只要研究税收对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即可?这是因为，在社会总需求中，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一般在65%以上(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3)。因此，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的个人消费支出左右着总需求。
那么，税收是如何影响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从可支配收入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税收是影响可支配收入大小的直接因素。在经济发达国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在80年代高达40%～50%。当个人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收入在用于消费和储蓄之前，必须交纳近1／3的所得税，要是再提高税率，扩大税基，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会更加减少。当然，增税后，个人的消费支出是否会等量地减少，取决于个人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
增税对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及总需求的影响，通过两个机制实现，即自动稳定机制和相机抉择机制。
自动稳定机制的效应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化与由此而引起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内在财政稳定器的基础。
在课税范围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预期要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波动产生抑制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的这种关系被认为是税收或税制的收入弹性，也可以称为边际税收倾向(MPT)或边际税率。
用公式可作如下表述：
MPT=［△T／T0］／［△Y／Y0］
=［△T／△Y］·［Y0／T0］ (1)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T——税收收入
Y——国民收入
0——基期
△——变化(提高或下降)
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T／Y)不变，也就是说，税收收入将以相同的比率提高。
这说明，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变的单位函数关系。
第二种情况，如果税收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提高速度，则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会提高。这说明MPT＞1，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是一种递增的弹性函数关系。
第三种情况，如果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表明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将趋于下降，则MPT＜1，这说明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递减的弹性函数关系。
图3解释了边际税收倾向(MPT)及其与作为总体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的关系。
第一种情况描述的是比例所得税，MPT总是33．33%。第二种情况表明的是累进所得税，MPT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沿着该曲线从33．33%上升至50%。
第三种情况说明的是一种累退所得税，MPT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而从33．33%下降至16．67%。在这最后一种情况下，随着MPC越来越小，则MPS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边际税收倾向为零(MPT=0)。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均定额税制(lump sum per capita tax)下才会发生。
由于这种税的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水平毫无关系，因而，这种税制的内在可变性也就成为零了。
图3 单位弹性、弹性＞1、弹性＜1的边际税收倾向
由于税基规模与国民收入呈正相关变化，所有税收都会展示出或高或低的内在可变性。
比如，累进税的内在可变性程度很高，比例税的内在可变性很低，而累退税就不适宜作为内在稳定器。当税收收入以“弹性”的方式反映了国民收入变化时，以税收自动稳定器为基础的反周期稳定政策，其潜在能量相当大。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大量增加，如果自民间部门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将会提高，其结果将对民间部门的购买力产生一种“抑制效应”(dampening effect)，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扩张，使总需求曲线下降，从而减轻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是最重要的直接自动稳定器，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40%左右，同时一般又实行预提征税方法，因而它可以迅速反映个人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对总体经济活动的变化。第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结构提高了它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就业(工资)税(也称社会保险税)在预算的收入一方作为重要的自动稳定器，具有强大的减振作用。在经济周期上升期间，随着劳动就业的增加，就业税收收入增加，从而相对地使民间部门的购买力下降，抑制了货币通货膨胀。
公司所得税是十分重要的间接自动稳定机制。在经济周期上升期间，公司利润增加，公司所得税收入提高，从而使中央(或联邦)政府预算产生盈余的能力，抑制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从对美国联邦预算影响的数额来说，公司所得税是最大的自动稳定器。
但是，由于公司所得税的收入易变性源于整个经济周期内的公司利润水平的变化，而不是源于税率的高度累进结构(Herber，1975，p．627)；又由于近20年来，公司所得税在收入方面已不是非常重要的税种，再加之它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同个人所得税相比，公司所得税作为自动稳定器要逊色一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所得税普遍征收而且成为主体税种，实行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制度，特别是要求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度。
相机抉择机制的影响 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指的是政府为了补偿未预料到的社会总支出变化而采取的行动，因而相机抉择的税收稳定器被称之为“财政参数变化”(fiscal parameter changes)或“人为决定”的变动。
从增税角度上说，其形式既可以提高税率，增设税种，扩大税基，还可以减少税收支出项目或数额。
相机抉择的税收措施，主要是通过税收乘数的作用，对经济运行产生强大的稳定效应。
所谓税收乘数是指因政府税收增加(减少)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减少(增加)的倍数。当税收增加时，国民收入会成倍减少，因此，税收乘数是负值。
税收乘数的表达式可以写成(郭庆旺、三好慎一郎和赵志耘，1993，第155页～第156页)：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c——边际消费倾向
h——边际投资倾向
t——边际税收倾向或实际边际税率
(2)式的经济意义在于：政府实施增税政策后，税收增加将直接减少民间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民间部门的消费支出，减少国民收入，在通货膨胀时期，将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从理论上讲，如果税率的升高预期是暂时的，那么，税率的短期变动对民间支出的抑制效应低于长期变动。
所以，政府在提出调整税收政策时，必须使公众认识到这种增税政策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在经济繁荣时期，从抑制总需求入手，利用增税政策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然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增税效应暗含着许多假设。这里，没有讨论税收增加的其他效应，只集中讨论与通货紧缩效应有关的因素。
首先，通货膨胀不一定就与成本推进的情况有关，而可能属于有效需求超过经济的充分就业水平的凯恩斯(“通货膨胀陷阱”)类型。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税收的增加，通过减少总需求而减少或消除“通货膨胀缺口”，即以提高失业率来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率。
其次，税收增加对公共支出的规模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内含的一个基本假设，但它与现实不太相符。从现实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税收增加与公共支出增加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当税收收入增加时，对某种特定支出的增加压力将会更大，这种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政治上的。重要的问题是：根据平衡预算理论，税收收入与公共支出的等量增加可能是扩张性的。实际上，甚至财政支出增加比税收增加还小，也有可能是扩张性的，取决于其乘数的相对大小。
如果伴随着税收的增加，财政支出也增加，税收增加的通货紧缩效应将成为泡影。
再次，在纳税人眼里增税是长期的。如果增税是临时的，增税的通货紧缩效应也要大打折扣。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依斯纳(Eisner，1969，p．897－905，1971，p．629－641)曾言，如果增税是临时性的，那么，这种增税不可能对个人的消费支出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如果像关于消费函数的长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消费是长期收入而不是绝对的或当期收入的函数，临时税收增加对大多数人的长期收入只能产生边际影响，因而对消费也只有边际影响。美国经济学家道尔德(Dolde，1979，p．81－85)的一项研究试图衡量美国长期税收变化与短期税收变化的相对有效性。
他在这项研究中指出，大多数证据表明，临时征税对消费者支出的相对有效性是长期变化的50%～90%。因此，尽管道尔德对临时增税效应的估计比依斯纳估计得高，但还是表明了临时增税的通货紧缩效应是有限的。
2．2 减税效应：从供给方面减轻通货膨胀
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供给对国民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主张政府应实行减税政策来刺激供给增加，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按照供给学派的观点，减税对供给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影响供给。
当政府采取减税政策时，经济中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就会增加，从而增加总供给。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结果是：产出增加，价格水平下降。
在图4中，假定总需求曲线不变，仍然是AD0，而总供给曲线由于减税而从AS0向右移至AS1。这时，产出从Y0增加到Y1，价格水平从P0下降到P1。
图4 减税政策的供给效应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减税具有强大的需求增加效应。
减税特别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会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使作为总需求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需求增加；同样，降低公司税，将刺激投资增加，也会增加总需求。
可见，减税将产生两种可能：一是使总供给的增加程度大于总需求，二是使总供给的增加程度小于总需求。如果是前者，如图所示，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的幅度(即从AD0移至AD1)小于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幅度(即从AS0移至AS1)，则产出水平将从Y0增加到Y2，价格水平将从P0下降到P2。
如果是后者，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的幅度(即从AD0移至AD2)大于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幅度(即从AS0移至AS1)，则产出水平虽然从Y0增加到Y3，但价格水平却从P0提高到P3，通货膨胀压力加强了。
2．3 增税的流动性效应：从货币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就宏观经济运行上说，还是从微观经济运行上看，税收变化通过它们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可能带来流动性效应。
从宏观经济效应来看，税收增加如果没有同时增加支出的话，一般会导致公债规模的减少。
公债规模的降低，对货币供给产生什么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是从外国借的债，或是通过出售债券从公众手中借的债，或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央银行借的债；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中央银行对利率变化的反应。
如果公债是从外国借入的，对国内货币存量的影响将取决于政府把这笔资金是用于国外支出，还是将外汇转换成本国货币而用于国内支出。在估价流动性效应中，同等重要的是，通过出售债券而得到的内债，是短期债券还是长期债券。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增税而减少从中央银行直接债款，其结果可能对价格水平产生强大的通货紧缩效应。
在研究税收的着作中，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效应几乎被忘却了，但它在确定税收变化的价格效应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由于这个领域在总体上几乎没有讨论过，这里仅根据坦兹(Tanzi，1983，p．422－423)的分析，就几个方面来考察税收变化的价格效应。基本的问题是：增税对个人的货币需求有何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不仅取决于付税的方法，而且还取决于特定的增税。
所得税增加可能以若干方式影响货币需求。第一，增税的替代效应。
一般来说，提高所得税将意味着降低金融资产的税后收益率，从而持有货币比持有生息的金融资产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所得税可能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有可能降低价格水平。
这种效应在美国已经证明具有统计意义(Tanzi，1979，p．55－72)。第二，增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由于增加所得税而引起的收入再分配，将使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提高累进税使高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降低，高于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降低，持有货币将会损失一定的规模经济(Baumol，1952，p．545－556)。
因此，就同样的可支配收入总水平来说，货币需求将增加，价格水平趋于下降。第三，增税的逃税效应。
它将伴随着现金需求的增加，继而会影响商业银行扩张其存款项下的负债能力。这是一个在目前讨论地下经济活动时常常遇到的问题。简单来说，提高所得税刺激了逃税活动和地下经济活动，这些活动需要用现金，因为用现金支付不像用支票那样容易查出。因此，现金需求相对于存款来说提高了，因而减少了货币基础。这种逃避效应已得到美国的情况(Tanzi，1980，p．427－453)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所证实。第四，增税的通货替代效应。
在提高所得税后，本国的金融资产的税后收益率将有所下降。如果产生大量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就会使该国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产生通货紧缩效应(Tanzi，1982)。
付税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所得税增加，而且一年交纳一次税，这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与增加所得税而用源泉预提付税方法的影响是不同的。
有统计资料表明，美国1942年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法改成“从源预扣法”(pay－as－you－earn，PAYE)，对货币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Tanzi，1974，p．319－328)。一般来说，政府确定用一次总额征收法还是用分期多次征收法，对货币需求——假定同时也对价格的影响，将是不同的：如果以一次总额支付法征税，货币需求可能会提高，价格可能会降低。
2．4 间接税的反通货膨胀效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在理论上开始把间接税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Hardy，1943，p．9－12)。这是因为，间接税可以直接减少民间部门的消费支出，进而降低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根据一般的税收转嫁理论，如果间接税在交易过程中向前转嫁，那么，间接税就成了提高课税商品价格的一个经济因素。因此，在要素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商品税收通过提高价格，降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据此，有理由认为，尽管间接税提高课税商品的价格，但它们降低经济中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从而对一般价格水平产生通货紧缩性影响。因此，间接税通过提高价格，降低要素收入的相对购买能力，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所得税则是通过减少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消费能力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间接税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们能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增量消费或边际消费(incremental consumption)，这是直接税所不能及的。由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间接税通过提高课税商品的价格而减少实际消费，因此，在产生等量的税收收入情况下，累退的间接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累进的所得税具有更大的反通货膨胀效应。
一般情况下，很多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储蓄比率相当高，低收入家庭不可能像高收入家庭那样，通过动用储蓄或借债来避免实际消费下降。在间接税增加时，低收入家庭只能减少消费支出。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消费是所得的线性函数，累进程度只是对税收的反通货膨胀力量产生有限的影响。换言之，正如古德(Goode，1952，p．150－151)所言，“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各种累进程度不同而产生的收入相同的税收，将几乎等额地减少消费支出”。
此外，间接税也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
一般来说，为了使税制具有一定的累进性，筹集充裕的收入，间接税对奢侈品征税很重。由于高收入家庭在这些商品上的支出比例很大，这些税将降低他们的消费。另外，富裕家庭的绝对支出非常高，因此，间接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增量消费，对价格水平产生反通货膨胀效应。
在估价不同税收的反通货膨胀效应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考察它们对劳动力供给和产出的反作用的程度。一般来说，销售税比累进所得税对工作决策产生的影响要小些，因为前者允许个人有更大的自由度来使用他们的所得。他可能通过储蓄来避免纳税，而这实质上就是反通货膨胀性的。
在发展中国家，间接税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这些税为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收入来源。因此，从间接税筹集较高的收入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使经济产生了“强制储蓄”(compulsorysaving)，降低了总需求，对价格水平产生一种通货紧缩性影响。当然，总消费水平的降低也取决于政府支出的性质和类型。
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以递增的方式把用税收筹集上来的收入用于当期支出，因而由于征收间接税，总消费支出并没有减少(Please，1967；Thimmaiah，1977)。然而，国外有些实证研究表明，由于税收增加而导致的私人消费的减少抵消公共消费的相应增加是绰绰有余的(Morss，1969；Krishnamurthy，1968)。况且，政府消费支出的性质与私人消费支出的性质有很大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支出提供生产性服务，而私人消费可能没有这种效果。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可以把很大一部分税收收入用于资本项目(capital heads)的投资。然而，间接税的这种作用不应过于强调。
因为，过一段时间后，经济主体的行为可能变化很大(取决于预期弹性，elasticity of expectation)，可能会破坏经济体系的稳定性。
当某些商品的价格趋于上升时，外贸税收通常也可以用作一种稳定价格的工具。当商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趋于上升时，关税可以用来控制国内市场上的这种趋势。进口税对诸如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中间产品等投入要素征税，也可以对最终制造物品征税。就投入要素而言，这些投入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提高，将增加国内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价格水平的提高。降低对这些商品征收的进口税政策，可以用来抑制(阻止)这些投入要素的价格，以维持国内生产。
同样，当国际市场上出现反常的情况时，就有必要课征出口税，以防止国外通货膨胀对本国市场的影响，稳定本国价格水平。当价格上升是由于商品供给匮乏所致时，政府可以利用进口税来稳定价格。政府可以削减进口税税率，鼓励商品进口，以弥补短期供给不足。
随着商品进口大大增加，国内市场的价格将趋于下降。
总之，“从累进所得税比累退的销售税对降低消费的影响较小而降低储蓄的影响较大这个程度上说，后者似乎作为反通货膨胀措施具有一定优势”。(Oster，1957，p．59)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流转税比所得税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优势可能只是短暂的。
关键的假设是：流转税对产出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它允许个人储蓄所得。即使这一假设存在，也应当指出，增加的储蓄总是将来通货膨胀的潜在来源。
而且，“如果销售税永远地实施下去，通过增加当期储蓄和减少当期消费来避税的优势可能会失去其吸引力”。
(Oster，1957，p．59)这反过来可能会削弱流转税的反通货膨胀优势。
3．税收作为反通货膨胀工具的局限性
几十年来，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一般只重视税收变化的需求效应，而没有把税收变化的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使得政府把增税政策看作是主要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措施。可是，最近，西方经济理论界已开始认识到增税政策也可能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正如布林德和索洛(Blinder and Solow，1974，p．98－99)所说：“在短期或长期，大多数税收要记入经营成本，而且至少是部分地以提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如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措施采取的是提高税收的方式，它对总需求可能有通货紧缩的影响，但也会对总供给产生意料之外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影响。
”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汉森、威尔逊(Hansen，1971，p．444－447；Wilson，1973，p．174－184)等着名经济学家也认为，增加税收既可能产生需求面效应，也可能产生供给面效应。
特别是着名经济学家坦兹(Tanzi，1983，p．409－430)，从直接的成本推进或税收推进效应、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供给效应、替代效应或配置效应、流动性效应、心理效应以及收入效应等，讨论增税的供给面效应和其他效应，得到的结论是：增税可能自身会产生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这种压力或部分地或全部地抵消了增税的通货紧缩效应。
3．1 旨在抑制总需求的增税政策的副作用
在以所得税特别是以个人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险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制度下，增税的需求效应是很明显的。但是，在长期，增税的供给效应不容忽视。
在短期，用增税措施抑制总需求，减轻眼前的通货膨胀，但在长期，增税会对劳动和资本投入产生不良影响，从而降低总供给。
增税通常既影响平均税率也影响边际税率。
如果税收增加影响的是边际税率而不是平均税率，边际税率的增加通过替代效应将诱使工人更多地去休闲，则这种变化的净影响应是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从另一方面来看，增税使得企业雇佣工人的成本增加，而且使工人的税后实际收入减少，劳动供给量和劳动需求量将下降，劳动投入量或就业量的减少无疑要减少总供给。从资本投入来看，简单来说，增税会使企业借入资本的成本与资本借出者实际得到的利息收入之间的差额(税收楔子)加大，减少企业对资本需求量和资本借出者对资本的供给量，从而减少资本投入，降低总供给(汪祥春，1994，第151页～第154页)。最终，劳动投入量与资本投入减少，会使社会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在图5中，在短期，紧缩性的税收政策，使社会总需求曲线从AD0下降至AD1。在总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的确降低了。
但从长期来看，增税政策会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民间部门的投资意愿，产生扭曲的供给效应，减少总供给，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至AS1。结果，国民产出下降(从Y0下降至Y2)，价格水平还有可能提高(从P0上升至P2)，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由此可见，在实行紧缩性税收政策对付通货膨胀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供给效应，否则，事与愿违。
3．2 增税政策的直接成本效应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增税以很多的方式可能带来价格上升，有时还很明显。
下面，区分不同税种来考察增税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
图5 增税政策的长期效应
首先综合地来看间接税所具有的直接成本效应。
间接税的通货紧缩效应可能因其具有增加成本的效应而被削弱甚至被抵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正常情况下，间接税(包括对进口品课征的税收)负担会发生前转(forward shifting)，它的增加对生活费用指数有直接的影响。
特别是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里，无论是间接税税率提高了，还是间接税的征收范围扩大了，都会迫使企业和全社会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最终，可能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
第二，在间接税顺利实现前转的情况下，如果课税商品的供给函数弹性不为零(不是完全无弹性的)，那么，这种税的增加将通过提高课税产品的价格，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同时，课税产品的产出将下降(Blinder and Solow，1974，p．3－115)。因此，即使货币供给没有变化，在短期内，同样的货币量将被用来购买较少的产品，这意味着价格指数将提高。
第三，如果对投入要素的征税增加，而且在以后阶段，征收上来的这些税收也不可能退回或部分退回，则对价格将产生“累积效应”(cascading effects)，最终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四，如果课税商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而且，征收间接税后，社会消费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于是，多余的货币将在经济中流通，价格水平可能会上扬。当对高收入阶层消费的商品征税增加时，由于他们的消费支出份额在消费总额中非常高，而且他们的储蓄潜力也非常大，课税物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迫使他们不储蓄，从而产生价格上扬压力(Maurya，1989，p．71－76)。
根据以上对间接税增加效应的简短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它们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国外有许多经济学家，针对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些动态模型表明，间接税的增加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Peacock and Williamson，1967，p．27－47)。有些经济学家还试图衡量间接税增加对特定国家价格指数的影响，如霍森(Hotson，1971，p．164－181)和奥德(Auld，1974，p．147－150)对加拿大的研究，阿德斯(Artis，1971，p．3－37)、布罗索和哈德里斯(Burrows and Hitiris，1972，p．42－51)对英国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间接税的增加导致了价格水平的提高。
直接税增加很可能在很多途径上带来价格水平上升，其中有些是比较明显的。这里分别就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资本所得税等增加的情况加以考察。
在短期内，公司所得税是否以提高价格的方式向前转嫁一直是个争论颇大的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如古德(Goode，1951)就认为，公司所得税不可能发生转嫁。
而有些经济学家，如克兹尼克和马斯格雷夫(Krzyzaniak and Musgrave，1963)认为，税收以提高价格的方式实现充分转嫁，而且这些人的观点一般都得到了企业家的支持。一般来说，转嫁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结构，因而这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
20世纪70年代末，米尔温(Melvin，1979，p．765－774)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公司所得税导致明显的价格上升，而且这种价格影响在不同的行业之间有很大不同，取决于它们的资本集约度。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以及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要，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大。
其结果，税收增加对资本流量的影响及其产生的价格效应也必须要予以重视。某一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的增加将会由于降低收益率而导致投资下降和资本外流。
新的均衡很可能在低投资、低就业和高价格上实现。
在主要对工资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来看，传统财政学的标准假设是这种税收不转嫁，因而它们的负担全都落在工资收入者身上。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不转嫁的假设很可能是不现实的。如果通货膨胀引起工资收入者的生活费用增加，如果税收制度没有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如果工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集中控制的，如果工资收入者认为他们不会从高税收负担中得到好处，那么，有理由假定：工资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将以扣除税收后的净工资增加为基础，而不是以名义工资增加为基础。这意味着，人们将要求名义工资的增长超过生活费指数增长(Tanzi，1980，ch．12)。更为具体地说，如果P′代表通货膨胀率，Ta代表对名义工资W0课征的平均税率，Tm代表对工资增长△W课征的边际税率，那么，试图防止其实际税后工资下降的工人要求工资增加至少等于：
△W=P′(1－Ta)／(1－Tm) (3)
因此，如果旨在稳定价格的税收增加，伴随着边际税率Tm和平均税率Ta之间的差额更大，那么，工资－税收螺旋式上升就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提高工资所得税→工资增加→成本上升→价格提高→进一步的工资需求→税收推进型通货膨胀。若干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协议实践表明，工资收入者实际上经常以税后净工资为基础进行谈判；而且，有些国家已试图通过征收较低的所得税，以换取较低的工资需求对工资谈判结果的影响。
最后，考察对资本所得课税的情况。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就利息所得课税而言，许多经济学家如得彼(Darby，1975，p．266－276)、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6，p．809－820)以及坦兹(Tanzi，1976，p．64－76)等业已强调，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名义利率完全征税的话，费雪的利息论——也就是说，名义利率将等于一定的实际利率加上预期通货膨胀率——可能不正确。因为，如果对名义利息完全征税的话，名义利率将不得不以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程度增加。
因此，若令R′代表均衡名义利率，r代表实际利率，π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t代表对利息所得课征的边际税率，则名义利率应是：
R′=r+π／(1－t) (4)
由于利息支出是重要的生产成本，随着t的提高，R′将随之上升，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而且，利率的提高可能具有超出其直接成本效应的价格效应，比如，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将来价格变化的预兆，因而可能影响通货膨胀预期；或者它们可能吸引资本内流，从而扩张货币供给(Tanzi and Blejer，1982)。虽然到目前为止，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还没有发现税收对利率的影响像等式(4)假定的那样(Tanzi，1980，p．12－21)，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不存在，或者在将来的研究中不会被发现。
3．3 税收的配置效应
过去，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注意到税收的资源配置效应。近年来流行的供给经济学重新发现了熊彼特(Schumpeter，1961，p．68)早就知道的事，即“……发展主要存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现存资源并投入新的活动之中，而不管这些资源是否增加”。换言之，只重视税收对宏观变量规模的影响而不注意它们的配置，可能使我们遗漏主要问题。税收重新配置资源以及常常错误配置资源已是太明显的问题，以致于无需赘述。
这里，仅就增税对劳动力配置、不适当的关税保护对生产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简单考察。
就增税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来看，人们为了逃避重税而被迫更换工作，或有的干脆拒绝提升。
正如古德(Goode，1976，p．56)所指出的那样，“在高税率的情况下，劳动力预期要流向课以相对来说轻税的职业，而离开那些课以相对来说重税的职业”。也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面对高税率，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并在更高的位置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时会拒绝提升。因为，他们认为税后所得的增加太低，以至于不能补偿额外的工作努力(Sanders，1951)。此外，高税收也许会使那些本来就懒惰的人，宁愿成为政府救济的对象，而干脆不去找工作。
当然，这些效应的强度取决于边际税率的水平和这些边际税率适用的时间长短。如果增税被认为是长期的，而且边际税率很高，那么，它们甚至在短期内也会带来错误配置，可能导致产出降低，价格上涨。
从间接税来看，最突出的事例是关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特别是，高进口关税有时提供了一种不必要的保护，效率低下的企业单位的生产可能得到了鼓励，生产性资源过多地被投入大、产出少的生产单位占有，造成整个社会的生产下降。显然，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造成供给短缺，总供给严重落后于总需求，通货膨胀压力在所难免。
3．4 增税的心理效应
1945年，克拉克(Clark，1945，p．371－389)在一篇引起广泛注意和争论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当征税水平超过净国民收入的25%时，就会影响到各种要素成本，各种力量就会发生变化，最终导致通货膨胀。
换言之，一旦征税水平达到了这一点，税收就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这个征税水平的界限主要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力量所规定的。
克拉克认为，高税收对生产性活动产生抑制效应而提高成本，使企业和个人对可减成本漠不关心，会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当然，克拉克主要对征税总水平感兴趣，而对征税水平的变化却不关心。然而，许多经济学家的论证表明，如果税收增加，达到了已经超过经济限度的征税水平的最高点，增税的通货膨胀效应将更加显着。
尽管评估克拉克的观点是困难的，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证据表明，高税收已经导致高价格，但是，几乎没有人反对，当边际税率提高时，一个国家心理环境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成本增加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
3．5 增税的收入效应
站在价格稳定的立场上，最糟糕的可能情况是：提高税率导致税收收入的增长很小，甚至下降。假定面对通货膨胀，政府提高各种税收的税率。如果税率提高会造成劳动力供给下降，储蓄率下滑，劳动力和储蓄的配置扭曲逃税现象增加，支付税款的平均时滞延长，纳税人的可扣除成本增加，结果也可能是税收收入没有增加。但是，政府可能预期会得到更多的收入，并以这种预期收入为基础，增加公共支出，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财政赤字。
结果，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税率提高不但没有产生通货紧缩效应，反而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可见，按照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观点当征税水平和税率相对来说较低时，税率的提高有可能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当征税水平和边际税率很高时，进一步提高税率实际上可能产生较低的税收收入。因此，旨在提高收入以稳定价格的提高税率(增税)政策，必须对该国的征税水平予以注意。
就OECD成员国的大多数国家的税收水平来说，边际税率提高会导致收入减少的可能性显然在0以上。但是这种减少可能不是立即的，也许会拖延一段时间。克拉克(Clark，1945)早在40年代就已推测，上述负效应中的某些效应可能在2～年后才能感觉到，但这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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