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的性质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73页（2906字）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开总理朝政时，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

它是着眼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状况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践，借鉴当时欧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而提出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一，把发展机械制造业放在优先地位。英国的工业化是从发展消费资料生产起步的，《资政新篇》没有选择英国走过的路，而是仿效法、美、德等国，大“兴器皿工艺”，把发展重心放在机械制造业上。

它虽未明确列举这些工业的具体名称，但它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都是“有用之物”，即应建立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

如果把这些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列的生产军械、火药和民用品名目相比较，《资政新篇》所列品种更广更精密，连教学仪器也包括在内，不像魏源只注重造船。如果再从观念上看，《资政新篇》不仅否定了传统的“崇本抑末”之旧说，也超越了“富藏于商”的思想，直接达到了“以工立国”的高度。时过二三十年后，郑观应才认识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才有“泰西富强之基，根于工艺”之说。二，开发矿业，大“兴宝藏”。

《资政新篇》提出开采金、银、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类矿藏，主张奖给“探出”者以“总领”的职务，并且从法律上保障其优先开采权，如“有争斗抢夺他人之所先者，准总领及地方官严办”。

在《资政新篇》以前，魏源曾有过开矿的议论，但他关注的是银矿，只着眼于充实币材而已。

到18世纪60年代的冯桂芬，主张矿业民营，并认为这是文明国家之“常政”，自当不是专指银矿，但若与《资政新篇》所列开矿项目相比，则仍瞠乎其后。三，大兴“车马”、“舟楫”之利。

《资政新篇》主张兴造“利便轻捷”的火车，造“坚固便捷巧”的轮船、汽船，以便商贾“搭客运货”。为此，它勾画出了一幅发展近代铁路、公路的交通蓝图，建议：“先于(全国)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同时，主张修筑通向郡、县、村的公路，设想通省的路宽三丈，通郡者宽二丈五尺，通县、市、镇者宽二丈，通乡村者宽丈余。还主张治理江淮河道，以利水运；并设想疏浚黄河泥沙，使其通航。它认为，这样以来虽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这些，显然是以美、德等国以及香港交通建设的史实为借鉴的。

四，“兴银行”、发纸币。《资政新篇》主张兴办近代私人银行，以发挥其在动员资金方面的作用。

它认为，“富民”一人或数人合伙，即可开设银行，并准其发行纸币。在发行纸币的方式上，它建议：如某人有家财百万两，不必是现金，只要有财产所有权凭证，即可交国库作为底保，从国库领取150万两代制的精印“银纸”(即纸币)投入流通。国库按一两取费三厘，只收一次性工本费。这种方式似很奇特，然而联系到《资政新篇》坚持私人出资经营工矿贸易等主张，也就不奇怪了，其实质在于鼓励“富民”把资财转化为产业资本。

《资政新篇》“兴银行”的思想，直到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始再次全面提出。可是，他的主张重点乃在官办银行。相比之下，亦可称得上远见卓识。五，大力推行雇佣劳动制度。

在劳动组织形式方面，《资政新篇》主张由政府明令禁止奴隶买卖，同时也禁止所有工矿企业使用奴隶劳动，鼓励“富者请人雇工”，从事各种工商业；还提出每人每天须劳动三个时辰(六小时)的工作日制度，不能作到每日劳动三个时辰的人，社会应视之为游手好闲的“惰民”，并应以强制手段“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从另一角度给工业经济发展准备了雇佣劳动力的来源。

六，保护专利，鼓励发明创造。《资政新篇》认为，“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者，“准其自专其利”；“有能造精奇利便”之“器皿技艺”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它还认为发明创造，应以“益民”为原则，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任乎智者自创，自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俟专利期满时，才允许“他人仿造”。

保障专利权，实际上就是鼓励以自由竞争的经营管理方式来推动企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近代经济技术得以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三十多年后，薛福成才接触到这个问题，始对专利权给予高度评价。七，力主向世界开放。

要向世界开放，就必须抛弃闭关主义。《资政新篇》批驳了清王朝长期以来执行的锁国政策，并且认为“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它反对在与外国人“往来言语、文书”中，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以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称谓对待世界各国，认为这些纯属“口角取胜之事”，非但不能拒欧美国家于国门之外，相反却使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阻碍了中国对外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学习。在中国历史上，官方对外国人的称谓，由“夷”改“洋”者，是洪仁玕最先提出，在太平天囯首先实行的。向世界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资政新篇》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完全抛弃那种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以及把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愚昧保守观念，力主招聘西方精通技艺的人，“教导我民”，教授近代生产技术。

同时立意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1860年7月，洪仁玕在苏州回答外国传教士询问《资政新篇》是否准备实施等问题时就说过：《资政新篇》“已蒙旨准刻印”，“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太平天囯若不是很快败亡，那么引进火车、轮船、蒸汽机等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构想，定会在中国较早地实现。八，实行与经济转换相适应的社会变革。《资政新篇》在提出经济转换目标的同时，力主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央集权与“民心公议”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对美国总统“五年一任，限奉禄……写票公选，……以多议是者为公也”的制度深表欣羡，并强调把这种“民心公议”的思想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它还认为英国之所以“今称为最强之邦”，概缘于其“邦法宏深”。要使“暂为失色”的中国自强起来，就不能承古制而不变，必须依“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的原则，首先做到“立法善”。

它的所谓“善”，就是用法律来促进和保护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推动诸如民选乡官，建立监察机构和立法秩序，兴士民公会、新闻舆论治理社会等为内容的政体改革；以及以保护人权、实行轻刑等特点的律制变革。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立法善”、“持法严”、“代有贤智相维持”的近代法制国家。

以上八点，总归起来，就是以经济技术、社会政治两方面来进行变革。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方各国，都是最高水平。如果说，在19世纪5090年代，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近代化的一次机遇的话，那么《资政新篇》就是力图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方案。遗憾的是它随着太平天囯的败亡而落空!它的跛脚继承者——洋务派，虽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陆续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使工业经济在封建恐怖中举步。

然而从总体上看，它是稀疏而畸型的，终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近代化的机遇。但也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政新篇》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严重地脱离斗争实际，作为太平天囯的一个施政纲领，有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