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140页（2968字）
【生卒】：1020—1077
【介绍】：
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
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寄居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入学读书，志气不群。
兴趣甚广，兵法、释老无所不学。后受范仲淹影响，专心儒学，精于《易经》。
嘉祐年间中进士，历任云岩县令、崇文院校书等职。晚年辞官归里，隐居横渠，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和着述，一面致力授徒讲学活动。
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气一元论。他认为一切存在的都是气，整个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无形的太虚也是由气构成的，气是最高实体，道是气化过程。“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
(《正蒙·太和》)太虚、气、万物，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同上)他从“太虚即气”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佛道两家的唯心主义观点，建立了唯物论的气一元论学说。
张载认为气是处在永恒地运动中，运动的原因是气本身所包含的互相吸引、互相排斥两个方面的属性。
他说：“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同上)他认为由气构成的万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无无阴阳者”，如果没有对立，就不能成其为事物，“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始终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
(《正蒙·参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对立统一，是张载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张载的气一元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后世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载给古老的“井田制”赋予新的内容，把“民胞物与”看作新型的人际关系，是张载理想社会赖以建立的两大支柱。张载把人们所称颂的“周道”的实质，归结为“均平”，而要实现“均平”，就必须实行“井田制”。井田制是治天下之本。“治天下不由井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周礼》)。明确指出实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平均分配来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有人把张载的井田设计，讥为痴人说梦，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来考察，其井田设计的蓝图包含有不少积极因素。
“民胞物与”是说人不仅要爱人，还要爱万物，是他在井田制基础上就人与人的关系要求构筑的又一个人间天堂。在这里，国君和宰辅应与百姓亲如兄弟，既不特殊，对农民更无超经济的强制。
但因为“民胞物与”(《正蒙·乾称篇》)严格建立在封建伦理的基础上，使他的思想体系上的一颗明珠蒙上了一层灰尘，失去了应有的光芒。张载在无神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他从理论上对佛教、道教神学以及世俗迷信所进行的深刻批判。在哲学上，张载坚持的是以物质的“气”为世界本原的气一元论世界观，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对佛教、道教的神学世界观，作出理论的剖析和事实上的驳正。他的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曾对其师的思想有如下陈述：“浮屠以心为法，以空为真，故《正蒙》辟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老子以无为道，故《正蒙》辟之曰：‘不有两则无一。’至于谈生死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序言正确地反映了张载的思想，他批判佛教“万物幻化”的主张，把世界说成是虚无寂灭，实际是不知道“太虚之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
他批判道教“久生不死”的主张，把人说成是神形可以永存的，实际是不知“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载是从世界观的深处，揭露了佛、道神学世界观的虚妄与荒诞。
此外，他对神学世界观形成的错误根源，也竭力从认识论和社会现实出发，作出透辟的论析与批判，这可以说不仅是继承了范缜的神灭论思想，并且有了发展。同时，在坚持无神论思想的传统时，他不信鬼神，他说：“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为之；人之陶冶舟车，天地亦莫能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拾遗·性理拾遗》)显然，张载引来“天人相分”唯物主义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将鬼神迷信作了致命的抨击。
张载在无神论史上有超越前人的贡献，后代的无神论者如王廷相、王夫之，对此有所继承。当然，张载也在批判传统神学时有他的局限。贡献与局限两者相比，显然前者是值得珍视的。
他在长期苦心力学和讲学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教育主张。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问题。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社会作用在“敦本善俗”；二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变化气质”。这两者是统一的。
教育的目的，首先在教人懂得如何做人。他说：“学者须当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
”关于道德教育的问题。他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教育思想，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宋史·张载传》称赞“其学尊礼贵德”，本人“多教人以德”。他认为，“德薄者终学不成也”；“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
故一再强调教育应以“明善为本”。他还总结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主张道德教育应从幼小时抓起，即养正于蒙或蒙以养正。他说：“‘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他指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人的一生成长有巨大影响。
他说：“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求”。他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增强崇尚美德的自觉性和思想感情。他说：“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正蒙·至当》)相反，“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学大原下》)另外，为搞好道德修养，他要求学者必须下一番克己从礼的功夫。只有克制自己，“脱然在物我之外”，才能“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
这里所说的克己从礼，是指用封建的道德约束、规范学生的言行，其阶级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要求学生自觉地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无疑是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的问题。首先，他对教师的教学提出四项原则：一是教须“尽其材”。他认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张子全书·语录》)；“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二是教须“循其序”。
就是先易后难，由浅入深，不可“踖等妄意”。三是教须“当其可”。
即善于把握时机，“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四是教须重启发。
他在《学记》注中指出：“善待问者如撞钟，洪钟未尝有声，由叩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答问者必知问之所由，故所答从所问，言各有所当也。”其次，他对学生的学习，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如勤勉不息、虚心好问、博学精思、解疑求新等。
所有这些，都是对儒家传统学习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载一生着述甚多，重要的有《正蒙》、《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解》等。
1978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张载集》。(王敏杰、高流水、何文格、傅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