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228页（1707字）

【生卒】：1610—1695

【介绍】：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

浙江余姚黄竹浦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名士之门，自幼“好窥群籍，不屑守章句”。青年时代思想活跃，有感于“时政”，积极参加东林党人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

当其父黄尊素与阉党斗争死于诏狱时，他“袖长锥、草疏，入京讼冤”，控告阉党，击杀狱卒。在明亡，清兵南下时，他又召募义兵，坚持了历时八年的抗清斗争。

失败后，开始“正襟讲学”，“四方有志之士渐至”，拜其为师，学于门下。他曾主讲甬上证人书院、主持海宁讲习、讲学于姚江书院，有“讲学遍于大江以南”之称。

一生着述甚丰，多达百余种。其中《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自成系统的断代学术思想史。

《明夷待访录》，是他阐述民主思想的专着，其中《学校》篇是他论述教育的代表作。在教育主张方面，他反对不顾国家“治乱存亡”，脱离实际的学风，强调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

他猛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指出“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其结果是“举业盛，而圣学亡”，至使“空疏无学之人”日多。因此，他曾愤怒地说：“今日科举之法，所以破坏天下之人才唯恐不力。”他还以托古论今的方式提出了改革教育的设想。

其基本思想是，要求变更学制，广立学校，发扬民主。他主张太学祭酒必择“当世大儒”充任，地位应与宰相等列。要求天子每月朔日率朝臣亲临太学，听祭酒讲论。朝政如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地方郡县学官，由公议产生。学官讲学，郡县行政官吏亦就弟子之列，如有弊政，“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他还提出，各地寺院庵堂，一律改为书院或小学，乡村聚落亦置蒙师。他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

只有重视学校教育，才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并使其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时朝廷几次禁毁书院，压制师生清议弊政。

对此，他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致使学校“不仅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

他着述很多，经后人整理辑有《梨洲遗着汇刊》，今编有《黄宗羲全集》。《明夷待访录》集中反映了黄宗羲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某些大同思想。在这本书中，他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并继承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的传统，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这一改革应以恢复井田、封建、学校与军队之旧观为内容，大刀阔斧，彻底进行，否则人民的困苦处境是无法改变的。他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原法》)。通过变革，确定了黄宗羲理想社会的几条原则：计口授田，每户五十亩，在土地的分配上是均平的；人君为维护全国人民的公利而工作，不为王室一姓的私利制订法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在于万民之忧乐；君臣关系属于行政分工关系，人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非为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养士”，培养人材，此外，它还要起到具有近似现代议会的作用，“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为国家制订法案，确定治国方针。

黄宗羲在复古的形式下寄托了他的社会改革的理想。黄宗羲反对宗教神学及世俗迷信的斗争，是同他的政治、经济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投巫驱佛”(《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的见解。对佛教鼓吹的“神异”，如“佛灯”、“舍利”等，他斥之为“自欺欺人之说”(《阿育王寺舍利记》)。对道教宣扬的“神仙”之说，他认为是“半属子虚”(《黄山续志序》)的妄说。此外，他对天主教“抑佛崇天”之说，也有批判，他说：“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王之像记其事，实则以人鬼当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破邪论·上帝》)可见，黄宗羲是揭开了中国近代无神论思想的序幕。他对于传统的世俗迷信，如“鬼荫之说”、葬地吉凶之论、时日禁忌以及“地狱之说”，也都着有专论，予以批驳，推动了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丰富了无神论思想的宝库。《清史稿》卷480有传，着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及《明儒学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