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237页（2147字）
【生卒】：1635—1704
【介绍】：
字浑然，又字易直，学者称习斋先生。
原籍直隶博野(今河北省)人。清初学者、教育家。
他出身贫寒，青年时代曾亲身“耕田灌园”，学做医生，得赀以赡养家庭。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以教书为业，开设家塾，教授生徒。
其学舍初称“思古斋”，后改为“习斋”。晚年主持漳南书院。
他的一生，勤奋求索，开拓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创立了一套实用教育的新体系。首先，他十分重视教育在治国理民方面的作用。指出：“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学校人才之本也”。
他认为，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能否发挥作用，关键问题是取决于培养人才的学术思想是否正确。
他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
”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理学教育及科举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指出理学家所提倡的一整套教育思想，“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域天地”；而以“四书”为标准的八股取士制度，其害则“甚于焚坑”。他主张用实学、实物、实行、习动，代替空谈心性、静坐存养，以培养有“经纬天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的“豪迈英爽之俊杰”，造就“为天地造实绩之圣贤”，而非“修身养性之圣人”。为达此目的，他遵循“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原则，提出学校应教以“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和“六艺”诸科，内容涉及农业、水利、地理、军事、医学，以及经济、财政管理等各种实用的知识和技能。
他在主持漳南书院过程中，曾试图实施这一实学教学思想。他将书院分设六斋。
正厅名“习讲堂”，标明其奉行的学术宗旨。两侧分设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书院大门内另分置理学斋与帖括斋。文事斋学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学习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学习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学习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学习程、朱、陆、王之学，兼有静坐修身。帖括斋学习八股举业。
六斋中的后两斋之设，与其实学教育观成“敌对”。对此，他曾解释说，实乃顺应当时社会心态而暂立，皆处以朝北方位，以示贬抑。
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把“习行”二字做为总的原则。他指出，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学一点理论就以为什么都懂了，这与孔子所要求的是背道而驰的；“孔门是为学而讲，后人便以讲为学，千里矣!”他进而指出，学离不开习，并非常赞赏“学而时习”一语。
他在阐发这一观点时说：“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书房习数，入市便差，则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固也”。因此，他要求学生“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言行录》卷下)。
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是，自觉学习，反复练习，动手实做、实行、实践，使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德行；使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转化为个人的技能和各种实际应用的能力。为贯彻这一原则，他强调学习应在动态中进行，人才应在“历练”中造就。
他指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他批评静坐读书求学问，不仅“十之七分舛误不实”，而且使读书人“萎靡人精神”、“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朱子语类评》)。
他还尖锐地指出，天下学子一旦陷入静坐空谈，必至废弃实事，“遇事即茫然”，成为无所作为的书呆子。颜元创建的实学教育思想体系，不仅是对南宋以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否定，在当时起到了进步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着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纪余》和《朱子语类评》等。
于明末清初他也是有影响的无神论者，他专力于排斥佛、道神学思想，尤其是佛教宣扬的“一切皆无”及“一切唯心”以及道教鼓吹的虚无的神学世界观，都受到他的批驳。
他指斥“佛、老昌炽，或取天地万物而尽空之，一归于寂灭。”“或取天地万物而尽无之，一归于升脱。”(《存学编》卷1)他与神学针锋相对，提出：“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编》卷1)及“彼以其虚，我以其实”(《存学编》卷1)的主张，批判了宗教神学颠倒的虚妄的世界观。他进而联系客观生活，驳斥佛教的“地狱轮回之说”、“祸福忏悔之理”；揭露佛、道二教造成的社会流毒。
他说：“当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歧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门，交相诱引，焚香惑众”(《存人编》卷2)，“佛氏之害弥天漫地”(同上)。他撰写专论《唤迷途》等，唤起人们从佛、道及妖邪杂教中觉悟过来，“唤人于迷途而返”。但在颜元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儒家传统的神道观念，这是他无神论思想不彻底的表现。
他主张“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的土地制度。提出“复井田”的设想，按人均分天下土地，不应“顺彼富民之心”，“令万人之产而给一人”。对于“流离无告之民”(《存治篇》)，国家要提供耕牛农具，助其生产。这样便可消除贫富不均，使人人有田可耕，有饭可吃。
这一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王源及李塨。着作有《四存编》等，收于《颜李丛书》中。
《清史稿》卷480有传。(王敏杰、傅庆升、王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