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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家的教育思想

书籍:诸子百家大辞典 更新时间:2018-09-15 01:37:25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979页(2392字)

在儒、道两家教育思想互相矛盾斗争与互相吸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它产生于曹魏时期,流行于两晋,逮及南朝做为独立的教育思想流派,便逐渐消失。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他们一方面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反对名教及其教育对人的束缚和摧残,要求抛弃名教,崇本息末;一方面又要维护现实的名教礼法制度,调和名教同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又认为名教教育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主张既要“崇本”,又要“举末”。在对待名教及名教教育问题上,持摇摆不定的态度。

其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便出现两极分化。第二阶段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

他们发挥了何、王思想中崇本息末的观点,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公开鄙视名教,主张彻底抛弃名教教育。第三阶段以向秀、郭象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了何、王思想中崇本举末的观点,提出“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等同起来,认为名教本身就是自然的表现。肯定名教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竭力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礼法名教纲常伦理。

自然主义和民本主义是玄学家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他们提倡自然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像自然界万物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应遵循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和规律来进行,要循序渐进。他们认为个体身心发展是个自然成熟过程。到一定年龄阶段,个体内在固有的各种品质、机能和特性会自然形成。外在的教育只能起催生和促进作用。王弼说:“不学而能者自然也。”(《老子·3章》注)“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老子·25章》注)“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乎自然。”(《老子·42章》注)嵇康主张“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声无哀乐论》)郭象说:“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人间世注》)他们提出了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把个体内在需要的追求和满足,视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批判名教教育劝诫士人追逐名誉、地位、利禄、事功的目的。王弼从“名教本于自然”,“崇本举末”的观点出发,认为那些东西是末非本,如兴末息本,则患害无穷。他说:“夫圣智,才之杰也;仁义,行之大也;功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兴此三者,害犹如之。”(《老子指略》)阮籍主张“弃世之众为”,“不与汤武争功”(《大人先生传》)。嵇康“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主张“不仕为逸,游心于道义,偃息乎卑室,恬愉无愕而神气条达,岂须荣华而后贵哉”(《答难养生论》)。

他们重视养生教育,争取在有限而短暂的生命中充分地占有和享受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是玄学家的教育价值观和人生观。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尤为全面、系统、丰富。

他认为养生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修养心性,来保神全身,延长生命。所谓“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养生论》)。他主张养生应从形神内外两方面进行,因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养生须“使形神相亲,表里相济也”(《答难养生论》)。并主张养生需从节欲、服食、运动等方面进行。

审美教育也是玄学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的许多命题和原则,如形神相须、以形写神、情性统一、得意忘言、任性自然、气韵生动等等,直接成为美学与美育的重要命题和原则。他们认为在美的创造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现,多方面的才能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分裂的发展。

把审美教育视为实现其教育目标——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最佳途径和方法。

在教育内容方面,他们把治学兴趣转向“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三玄”代替“六经”。对经学持怀疑批判态度。

认为“六经”是“陈迹”,非万世“应变之具”。认为“六经”宣扬的礼法名教是当权者用来束缚百姓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工具,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六经教育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破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在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他们提倡“无为”、“不言”之教。

所谓“无为”之教,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主张顺应自然,依照个体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规律施以相应的教育。王弼认为教育是非强使人服从的违反自然本性的过程。

因此,“无为教育”就是“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老子42章》注)。嵇康主张“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自然)为师友”(《答难养生论》)。

郭象认为“无为”,即善为而不强为,“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蹄》注)。

“性之所能,不得无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外物》注)。

在无为教育中,施教者“无心而顺乎自化”。(《天地》注)。

受教者“率性而动”,“任其自为”(《宥》注)。所谓“不言”之教,包括“寻言观意”、“寄言出意”和“得意忘言”、“存意忘言”两个方面,并非反对一切文字材料的学习,而是反对经学教育“立言垂教,寄言传辞”,重文物制度考订训诂,拘泥章句文字之学,繁枝缛节,琐碎迂谩,不明其本,不达其意的做法。

主张达意需要通过言语文字、概念范畴,培养人的达意能力离不开文字材料和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但重点不在“言”,而在“意”和达意能力的培养。他们崇尚理性,不重视语言文字知识的掌握,而重视思维品质的训练和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在玄学教育思想影响下,魏晋时曾将玄学家的注经在国学中列为学习科目,设学官传授。逮及南朝便出现了传授玄学的专门学馆。

如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令何尚之立玄学。魏晋北朝学校教育内容虽然仍以经学为主,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与汉代经学大不相同,已是玄学化的经学。何晏《论语集解》、王弼《易注》、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深受时人推崇。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义理、得意忘言。

受其影响,魏晋南北朝经学家教学时也采用开讲座、倡辩论、着义疏等形式和方法。开辟了清谈论辩、开放创新、简约博通的一代新学风。

可见玄学家教育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对其应予以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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