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乐(前言)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读书大辞典》第1页（12677字）

秋禾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

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

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

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

近床赖有短檠在，及此读书功更倍。

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

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这是文化中国传世很久、传人甚广的关于春夏秋冬四时读书情趣的着名组诗。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它曾成为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书画大家文征明着墨的题材，被绘成“布景设色、清雅绝尘”的《四时读书乐图》，为江南收藏家珍赏秘鉴，世代相传；它也曾被演为砖刻这种艺术形式，镶嵌于古城民宅的门楼之上，与其主人朝夕相伴，出入相亲。诚然，《四时读书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是诗画并茂，景情并茂，以其蕴含的无限书香雅趣，点缀着古城小巷的人文风情，尤其是它那“凡人及时读书，便可无时不乐”的理性主题，曾几何时，又构建了多少读书人在漫漫历史岁月里和坎坎人生旅程上的精神家园，鞠育了多少书童学子于书卷中求学求知，并甘为中国文化香火之传人的志愿抱负?

《四时读书乐》，相传是宋元间学者翁森(字秀卿，号一瓢，浙江仙居人)所撰。

它以生动的艺术形式，绮美的文学意象，概括了中国古典社会的读书情趣。唯其生动，也唯其绮美，它才在中国读书史上广为播颂干余载，脍炙人口数百代。

远的不说，仅在本世纪成名的学者和作家中，就有郑逸梅、季羡林、陈从周、梁厚甫、陆文夫、鲍昌、许杰等许许多多先生对此过目难忘，并因而对他们个人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潜润暗滋的有益影响而至今心口相诵。而组诗中反复涵咏的“读书乐”的主题，则古今中外，不仅有孔子、孟子、王充、陶渊明、杜甫、陆游、王艮、李贽、顾炎武、孙庆增、梁实秋、林语堂、李平心、施蛰存、孙犁、忆明珠、罗兰以及格雷(Viscounty Grey)、胡佛(Herbert Hoover)、班那特·塞夫(Bennett Cerf)、罗斯福夫人(Mrs．Roosevelt)等许许多多中外名人以此为题撰写诗文，发挥过“读书乐”的精义，在现当代更有以此题名行世的众多文集、众多报刊。

可见，读书真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动人心弦的主题!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宋代文豪苏轼是这样来从头昌明一部浩瀚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的。

而在民间，“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更是多少年间中国传统家庭所恪守不移的信条。他们敬惜字纸，勤耕苦读，追求的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的心目中，太平盛世，耕读传家，是人生在世的至高境界。直到现在的中国，还有不少父母要在小儿周岁生日时，把书籍、银币、乌龟、香蕉等物件一起放到婴儿的面前，看他最先主动抓取什么，以卜其未来前程。

如果抓到的是书的话，则预示着他将来会读书求进，成为一个知书达理、富有学问的“秀才”。这将是使其父母长久感到欣慰的事。

“辛苦莫忘晨夜读，买书钱是绩麻钱。”(周矩《闻彭儿读论语》诗)实际上，有许多父母也正是基于婴儿“抓周”时偶然抓取了书卷这一事实，而含辛茹苦、百折不挠地开创条件，让他读书识字，最终为国家为民族抚育出了一个“读书人”——一个可能在中国文化的博大殿堂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的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高上秦《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因此，在中国科举时代，人们常常会把一函图书与杏枝、花瓶画于尺幅之中，赠送给赴京赶考的学子。

这其间正蕴含着“读书成名、科考高中”的吉祥寓意。

昔日，中国的读书问题曾经倍受历朝历代的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隋代初创科举制度以后，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更不知造就了多少由童试而秀才、由乡试而举人、由会试而贡士、由殿试而进士的读书士子。而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更是在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入品晋阶，衣锦还乡，极一时之荣宠。相传宋真宗赵恒就曾以其“九五之尊”而作《劝学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然而，识字知书、金榜题名的“乐趣”对于学童却是无意的。“家塾读书须十纸，山园上树莫千回”(陆游《示诸孙》)，求学和嬉乐毕竟是孩童世界最为冲突对立的两件事了。

在长辈世俗的逼迫下，非要悬梁刺股、囊萤凿壁地苦读，将何乐之有呢?于是，在北方很早就流传有这样一首关于读书的古老儿歌：“春困秋乏夏打盹，守着火炉待明年。”说的就是学童以读书为苦的事。无独有偶，在南方流传的则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了秋天又冬至，收拾书箱过新年。

”虽然题名为《四季读书歌》，但实际上咏叹的却是“四时不学调”。在读书苦这一主题上，同前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诚然，中世纪以来中国的旧式教育，大抵多以熟读硬记为手段，以博取科名为宗旨。为指定的若干兔园册子，冷凳寒壁，虽有“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瑰丽目标，但那份好处，生当其时、身在其中的学童确是领会不到的。

实际上，“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确已失读书的高尚旨趣和原始真谛。“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这句话，似已揭示出读书原本是人类对知识的一种应有的进取探求之心的行为体现。

“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韩愈《符读书城南》)，“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王安石《赠外孙》)，“名场未捷宁妨学?史限虽严不废诗”(陆游《示子聿》)，可见，苦读应是一种求知的手段，而并不一定为了功名利禄。读书要培养一份情趣，求知的过程中，更要提炼一种自觉。掌握知识，改造社会，应当才是读书求知的终极关怀。正如林语堂所指出的：“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人生的盛宴》)而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蔡元培教育论集》)。也许正是悟觉到了这一层深义，在中国读书史上虽不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皓首穷经的学子，也不乏“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的清高雅士，更不乏“读书入学莫徘徊，可以升官又发财”(吾卢孺《京华慷慨竹枝词》)的追名逐利的书生，但更多的则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题联)的志士仁人!

因此，在1940年5月1日于四川重庆出版的《读书通讯》半月刊的创刊号上，杨玉清先生在其《论读书》一文中，对“中国读书人”作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界定：

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

以读书为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

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

读书人应该把一切书本上的教训，发为自己的行动。

“辅世长民莫如德，经天纬地谓之文。”

能辅世长民，能经天纬地，

那才真正是中国之所谓读书人。

是的，正是这样的读书人，才是中国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的优秀传人，才是维系着民族生存和昌盛的真正脊梁。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打开那神圣庄严的书卷，来结识这宗人类智慧最卓越的创造物吧。

人创造了书。

书卷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人的认识与探求，人的思想与情感，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在书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书是人类进步的有力见证。因此，书卷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就好像记忆之与个人的关系一样。

同时，书又培育了每一代人。它不仅是长智长慧的钥匙，开启了人类走向一个又一个未知世界的门扉，而且是一艘永大永动的航船，把人们从狭隘的地方，载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书又是人类进步的坚实阶梯。因此，苏联作家高尔基(Maкcим Горький)说道：“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从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高尔基论青年》)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也这样说：“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是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书的礼赞》)

而有着悠远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

正如台湾学者黄俊杰所总结并指出的：“因中国历史传统富有强烈之历史延续性，故一切人文学术之研究，必先能守旧而后才能开新”，“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之论述如能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传统，则必不流为横面之移植而能进而为纵面之继承，并寓开来于继往。

”(《儒学传统与文化创新》代序)在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结构之中，结晶着先贤圣哲思想的图书，就不仅具有一种纯粹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行为诸多层面都发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是的，仅有1．2万字左右的《论语》，作为孔子的语录，几乎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崇。

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到南宋，经过朱熹的注解之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在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自其行世以来，仅历代学者为之注释疏证的着述就已逾3000种。

直至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在华人世界的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书中许多词语，即便是在当今这白话文的时代，仍被人们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常常使用。

可以说，《论语》自行世以来的2000余年间，对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伦理等多方面无不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因此，《论语》便有了“中国人的圣书”之称。

其实，又何止《论语》如此?“先民的歌唱”《诗经》、“哲学的天籁”《庄子》、“泽畔的悲歌”《楚辞》、“儒者的良心”《孟子》，还有那“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在中华民族那辉煌灿烂的文化殿堂里，“大道名儒，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峰叠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着，都构成了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并垒起了这一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王余光《书与人类进步》，见《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引论)。

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名着”，曾几何时感召着多少代人去进取拼搏，去自强不息?

然而，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无情地震惊了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也把它那古雅博大的文化推向了新的时代，让它直面世界潮流的严峻考验。中国需要改变，文化需要转型，一批呼吁要革新旧有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图书，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涌现出来了。于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鲁迅的《阿Q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倡言新思想、新学说的图书先后问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这些掀涛拍岸的“中国近现代名着”，同东渐日深的“汉译世界名着”一起，甚至进而改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走向。

图书同人类史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它们自然引发了中外学人的深刻思考。

他们或者宏观地研讨衡定哪些书曾经至关重要地驱动过世界社会历史的步伐，或者具体地考察评估哪些书曾有益地改造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或者致力于对成名者“影响最大的书”的微观分析，总之，是从书与人的关系方面，展开了“影响书目”的探讨。于是，我们就拥有了在本辞典《读书博闻录》“中外读书珍闻”部类里所收录的“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世界最伟大的三十份文献”、“震撼世界的十本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本书”、“塑造现代文明的一百一十本书”和“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十本书”、“影响美国文化的十二本书”、“改变美国的二十五本书”、“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三十二本书”“以及“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一百本书”等林林总总的“影响书目”。

在中国，则更早地就开始了遴选“中国文化必读之书”的工作。百余年来，曾国藩、张之洞、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蔡尚思、严耕望等知名学者先后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代和范围里，作出过排选最有代表性的或最有影响的国学书目的尝试。到了当代，台湾和大陆的学者更是热情地投注于中国历史范围内的“影响书目”的评比。因而，我们也就先后获知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影响台湾40年的四十本书”、“改变中国的一百三十九篇划时代文献”等琳琅满目的经典文献。

至于朱光潜、梁实秋、林语堂、严耕望、刘绍棠、陈从周等知名学者和作家，也像英国文学家毛姆(William S．M．)、美国学者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和德国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留下了一份份富有启迪、足资研讨的“最喜爱的书目”和“受影响最大的书目”。这些书目活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不论它从书籍文化的角度，质感地概括了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轮廓，也不谈它们对民族文化的别具一格的光大弘扬，单道它们对于读书人口(相对于社会自然人口而言)的涵育意义就非浅鲜。

正如台湾知名作家、出版家林良(子敏)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样：“‘选书活动’是值得提倡的。书单子很能刺激读书欲，很能培养爱书心。

常读书单子的，早晚会成为一个爱书人，会喜欢跟知识和文学接近，成为‘人中的大木’，成为‘人中之兰草’。”

也许正是因为书卷具有那么深厚博大的内涵，所以，无论是先民还是现代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尊书爱书、读书藏书的感情和热情都概莫能外。然而，相形之下，素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则又是“世界上最早喜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季羡林《藏书与读书》，载《光明日报》1991年7月25日“图书评论”版)。

当我们凭吊着老子着书处、孔子弦歌台、屈原读书洞、昭明太子读书台、朱熹观书第、徐渭读书处等不胜枚举的文化名人读书史迹，当我们缅怀着黄宗羲续抄堂、顾炎武读书楼、吴骞拜经楼、黄丕烈读未见书斋、陈垣励耘书屋、许地山面壁斋、郑逸梅纸帐铜瓶室等书香不辍的文化名人的书斋生活，当我们不绝于耳地聆听起孔、孟、墨、荀以来先圣先哲们关于读书的情趣、价值、方法、意义的睿语精论，我们怎能不深深服膺于季老的论断?

季羡林先生在文中从中国书籍进步史谈到古代简书之繁和抄书之艰，但“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时说：

我国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作佳话。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

……

为此，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然而“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诚如季老所言，我国古代拥有丰富多采的读书典故或藏书佳话。仅被采入本辞典《读书博闻录》“中外读书典故”类的，就不胜枚举。诸如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啦，如悬梁刺股、负薪挂角啦，如孟母断织、欧母画荻啦，刘向燃藜啦，温舒编蒲啦，高凤流麦啦，江泌映月啦等等。这些典故佳话流传所及，其中蕴含着的先人勤苦求知的精神及其劝诫励志的诚意，实在令人动容。

而华裔旅美文学家、翻译家柳无忌先生则在《梦里简书香》一文中深情地表示：“我特别爱好书香这个形容词，它与铜臭作一强烈的对照。……在我的想象中，这个书香社会十分可爱，而且书实在是香的，岂只是梦里而已……。书香既然有那么一回事，书香社会也并非是渺茫的、凭空的构想；它有实现的可能。……我们要提倡读书，养成读书的嗜好。”并表示：“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有所谓书香世家，在现今这个新时代，我们盼望能有无尽数的书香家庭、读书社团、清茶书铺，以及为读者服务的图书馆，联合起来，构成一个理想的、却并非不能实现的书香社会。”他还说：“倘使在我的梦想中会出现一个理想的世界，它不是柏拉图的共和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阿特兰提斯岛，而是一个十足中国味道的书香社会……。”对于这种钟情于书卷、陶醉于书香的为知识分子所独具的深厚情怀，当我们读到《名人读书录》中的“名人读书史迹”、“名人读书生活”、“名人读书精论”和“名人读书方法”四个部分时，是很难不被强烈地感动和震撼的。

中国读书史的积累是这样的浩瀚，以至于早在明代或者比明代更早，我国的学者就开始致力于对前人读书史实的纂集和研究，并藉以宣弘中国古典读书精神。于是数百年来，《澹生堂读书训》、《读书十六观》、《演读书十六观》、《读书十六观补》、《读书止观录》等一批专门记述先贤读书事迹的作品被编纂行世了，就连着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也不得不在其珍贵的篇幅中，专门开辟了包含5卷内容的“读书部”，编入其《理学汇编·学行典》之中。

下迄近现代，则更有《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百家读书经》、《毛泽东怎样读书》等着述陆续上市。

至于读书题跋、读书志、读书札记、书话书评、读书辞典等更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先后发育成长，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读书之书”系列。

然而，毋容否认，尊书爱书、读书藏书作为人类的文化天性之一，在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无论是尼罗河畔的莎草纸书(Papyrus)，还是在公元前后二世纪的欧洲广为流行的羊皮纸书(Pergament)，或者是东南亚一带颇受欢迎的贝叶经，它们都同中国的竹帛书一样，开启着各自的书籍文化历程，构建着其同样足姿多采、蕴含丰富的读书史。香港学者叶灵风(1904－1975)就曾在《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一文中这样指出：

中国书和西洋书，在内容和形式上虽有很大的差别，但中西爱书家的趣味趋向，他们的搜集范围，有些地方却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中国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字大如钱的宋椠精本摩挲不忍释手的醉心神往情形，恰如西洋藏书家对哥顿堡的四十二行本《圣经》，反复数着行数，用鼻嗅着羊皮纸的古香气一再点头赞叹的情形一般。

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

于是，西方人士也都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字写下了大量的“读书之书”：爱德华·纽顿的《猎书乐》和《藏书之道》、罗逊·巴哈的《猎书家的假日》、穆依亚的《集书趣味》和《关于收集书籍》、嘉达的《收集书籍的趣味技术》、克利爱顿的《书与斗争》、格奇特的《渔书的冒险》等。而久负“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之称的日本，则有着名的爱书家斋藤昌三所着的《纸鱼繁昌记》、《书斋随步》等一系列书物随笔集以及评论家龟井胜一郎的《我的读书经验》、学者弥吉光长的《读书史》、原东京访书会《纸鱼话旧》等，这些以书为主题的书，均是他们爱书情趣和读书收获的实录。

时值20世纪，在大众传媒的广泛影响下，除了大量“读书之书”的结集出版外，世人还热情创办了为数众多的读书报刊。

台湾学者宣称，近年来，台湾各家出版社风行赠阅“以推介本身新书为重点的书讯刊物”的热情，可追溯至《书评书目》、《爱书人杂志》和《新书月刊》这三份“相继停刊的书籍专刊杂志”(《温故而知新》，载台北《出版人》1992年夏季号)。而香港出版家陈不讳先生则更直率地指出：“如果要研究，香港这‘文化沙漠’是怎样过渡到‘非文化沙漠’甚至‘文化绿洲’的，我相信，报纸的图书版是要记上一功的。”(《报纸设立图书版的意义》，载《香港出版业》)他还坚持认为：

报纸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调，增强文化气息，那么，图书版就是一道桥梁。……在某个范围内，给读者提供图书的出版讯息，并且通过有质量的书介、书评文字，提高读者的阅读水平，这样的服务，就是可喜的。

爱读书的人，几乎都是爱读报纸的，决不会因为多读了书而不读报纸。阅读的乐趣不仅仅与书本有关，也与报纸有关。

报纸与书籍，有一个承接的关系。而书籍对于报纸，又有着“反馈”的作用。

就是说，爱上了读书的人，一定会对读报有更浓厚的兴趣。

那么，就让我们来先行浏览一下导航人们于书海之中的斑斓纷呈的导读报刊吧。

以“读书与出版”为名的，有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读书与出版》月刊、北京《新华文摘》的同名专栏、上海《文学报》的同名专栏、香港《大公报》的同名专版；以“书和人”为名的，有台北《国语日报》的同名专刊、南京《书与人》丛刊、北京《中国文化报》的同名专栏；以“开卷”为名的，有香港《开卷》杂志、香港《明报晚报》的同名专版、香港《新晚报》的同名专版、台北《中国时报》的同名专刊、上海《青年报》的同名专版、北京《工人日报》的同名专栏。至于径以“读书”题名的，则先后更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从10余种《读书》杂志到《读书季刊》(1935年，北京)、《读书月刊》(1931年，北京)直至《读书半月刊》(1937年，上海)、《读书周刊》(1931年，广州；1935年，长沙)……以致于我们在安排《中国读书大辞典》“读书品评录／读书报刊综览”中以“读书”题名的条目顺序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创办地、创办者作为互相区别的标志。

与此同时，则还有《博览群书》(北京)、《读者良友》(香港)、《读书乐之友》(上海)、《爱书人》(台北)、《读书人》(香港)等书香洋溢的读书报刊，成为指引广大读者在书林书山里漫步攀登的土基石阶。

于是，读书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局限在象牙之塔中自我品味、修身怡性的事了，而是成为了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乃至在“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争衡的重要标志。1955年元月1日国际读书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的宣告成立，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读书活动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作为一个覆盖了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国际学术团体，IRA旨在提高全人类的阅读水平、倡导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并推广对阅读问题的科学研究。

而197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上确立的，命名1972年为国际图书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的计划的实施，更使人们具有了建设阅读社会(Reading Society)的强烈意识。为此，无论是前苏联的“书迷协会”和“图书爱好日”，还是日本的“读书协会”和“日本读书周”，也无论是法国“图书节”和“图书与阅读月”，还是美国的“读者年”和“图书馆周”，无论是我国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上海“读书乐之友联谊会”，还是“中国青年读书节”和“北京图书节”……，那种种形式、种种活动，无不昭示着世界各国对读书问题所给予的重视。

仅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读书问题的学术论文和着述，就已逾1万种，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处于这样的时代，好书应该是不会寂寞的。

关于“好书”与“坏书”之辨，前人有过各种各样的精采论断，但终不及台湾知名作家和爱书家隐地(柯青华)先生的阐述来得明白而晓畅：“一本读了使人觉得心灵充实的书，是好书；一本读了使人行为堕落的书，是坏书。／一本读了使人同情，使人产生爱心的书，是好书；一本读了使人残暴、使人狠毒的书，是坏书。／一本读了使人心灵高贵的书，是好书；一本读了使人思想猥琐的书，是坏书。／一本好书读后，使人辨别是非，分得出好歹；一本坏书读后，使人混乱了价值观，且自以为是而不知止。

”(隐地《好书与坏书》，载台北尔雅出版社版《好书书目》)而早在1980年秋，高希均先生更发表过一个包含有六项内容的、体现在读书方面的社会进步尺度。他在《书香的社会》这篇文章中指出：

一个社会是在进步之中，如果在读书方面：

——讨论观念的书，可以变成畅销书；

书评受到重视，书评家受到尊敬；

送书变成了最受欢迎的礼物，

买书变成了日常支出的一部分；

青年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应付考试，

而是如何多读好书；

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少谈牌经、球经，

而代之以讨论好书与好文章；

社会上热门的话题不再是犯罪与离婚，

而是新观念与新建议。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以来规范化了的整体学校教育彻底取代传统的教育方式，尤其是时值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狂飙突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电视、电影、电话、电脑、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和电子产品的普及应用，在社会“优势文化”的辐射笼罩之下，民族独特的文化积累和个体独特的创造能力越来越走向窘迫。写字、读书、看报、作文的传统求知方式被不断弱化。古典的读书精神几被扫荡无遗。具体到发展中的中国，一方面是升学主义和渡洋出国的魔棒，耗损着芸芸学子的精力体力，驱迫着人们厌学辍学；另一方面又是商务主义的浪潮，刺激着青年后生的利欲物欲，诱引着人们下水下海，而文化知识的被轻薄，劳动报酬分配的不公允，人才培养的失调综合症，更直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浮动异化。

在当今中国，倡言读书，鼓励求知，已经越来越成为寂寞而困难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这个肩负着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古老民族，读书人口的比例确实是太少了一些。

这是一个文明古国无可名状的莫大悲哀。

然而读书人口的数量和素质，却正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报告，曾披露了中国现有文盲人口的惊人数字，而我国教育行政机关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艰苦40年所累计扫盲的数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正如有识之士所忧患的那样：“一个文盲大国听任‘读书无用论’泛滥，该是多么危险!人口众多已经压弯了中华民族的腰，而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工作，如果不能真正摆在战略重点的位置上，则无疑会断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曾祥芹《中国应成为读书大国》，见《百家读书经》卷首语)

是呵，观诸现实，我们中华民族的传人难道真的将暂别由祖先们呕心沥血所率先发明的笔墨书卷，去附丽一个由工业文明所撑持的时代?我们难道真的将抛却先人们萦回涵咏的“读书之乐”，在商务竞争的社会中求生于实惠富丽的物质家园?所谓“书香社会”，难道真的只是中国人一个不可企及的情真梦幻?当我们捧定这经过近千个日夜编纂而成的180万字的《中国读书大辞典》的清样时，我们的心思也不禁沉甸甸的。

“一个人不爱读书，不爱与书作伴，是真贫穷，是真孤独，是真堕落，是真偷懒。而且，因不知利用现代文明，也难免成为非现代人。

”(《杨贤江教育文集》)但愿，历史会迟早重新有力地昭示国人：“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薛德温《读书录》卷2)，“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翁森《四时读书乐》之一)

假如有重新崇尚“读书乐”的这一天，那么，请允许将这部书香博雅、新颖可读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作为我们对国人的先行献礼吧!(1992年9月22日，南京鼓楼四条巷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