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大众化运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20页（1091字）

二十年代末期，随着“普罗文学”的提倡和实践，提出了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进入三十年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为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实现文艺大众化就更为迫切。左翼文艺工作者在1930年、1932年和1934年，先后三次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左联”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只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路线，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能完成苏维埃革命的任务。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宣告成立。这个团体反对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风，承担起实现诗歌大众化的任务。他们在《缘起》里写道：“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雷月里”。诗人“把诗歌写得离大众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伟大的时代的”。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新诗歌》。在《发刊诗》中提出：“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他们主张诗歌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只有大众化的诗歌才会真正产生力量。所谓诗歌大众化，就是要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创作大众化诗歌，诗人就要接触大众，把握大众的心理和感情，采用大众的语汇来创作。他们在《中国诗坛》上，提出了实现诗歌大众化的三条途径：一、旧瓶装新酒；二、批判地采用旧形式；三、创造新形式。在三条途径中，主要的是要创造新形式。他们是想“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他们普及、通俗、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我们底话》)。中国诗歌会在努力于诗歌大众化时，反对将新诗只看做是视觉艺术，而强调它是听觉艺术。他们要求新诗上口，能够供人吟诵和朗读。重视诗与歌的结合，要求新诗能够歌唱。他们关于诗歌大众化的主张，得到过鲁迅的指导。鲁迅在致该会成员窦隐夫的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中国诗歌会在提倡诗歌大众化时，出版过“歌谣专号”和“创作专号”。为了创造新的形式，他们进行了多样的试验。他们努力以大众熟悉的歌谣、时调、弹词、小曲等形式，表现新的意识。还提倡朗诵诗、传单诗、街头诗、政治报告诗、通俗故事诗、方言诗、明信片诗、大众合唱诗、剧诗等。并曾与音乐家合作，使不少诗作被谱成歌曲，流传于群众中，推动了诗与歌的结合。中国诗歌会努力倡导的诗歌大众化运动，对抗战以后新诗的走向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