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歌卷》第387页(720字)

写于1925年1月1日。初载于同月17日《京报·文学周刊》第1期。收于《集外集拾遗》。本文是鲁迅的一篇重要的诗论。文中针对当时有些人用哲学的或科学的眼光来评判新诗的情况,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因为“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对于诗人往往会作出谬误的判断。外国有许多科学家对“诗美”一点也不懂,他们精细地钻研的只不过是“一点有限的视野”,不能和诗人那种能够感受整个人间的欢乐和痛苦的博大的精神相通。同样,中国有些学者虽然在科学方面未必怎样“高深”,但他们对于青年们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感到“诧异”,甚至“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这也是一点不懂诗歌。文章以柏拉图为例对某些反对进步诗人的人加以抨击,指出柏拉图否定艺术,排斥荷,把诗人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但柏拉图自己却是个诗人,他的着作常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可见他自相矛盾。而且柏拉图年轻时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等到自知胜不过荷马,才一转而攻击荷马,仇视诗歌,足见其反对诗歌是一种“自私的偏见”。这种偏见也不能支持长久,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做了一部《诗学》。文章还批驳了封建顽固派攻击恋爱诗的谬论,说:“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即使意在“撩拨爱人”或“出风头”,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毫不足怪。那些道学先生看了恋爱诗皱眉头,新诗人根本用不着“惭惶”。至于政府当局拉拢收买一些新诗人,文章指出:“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受到这样的待遇,不过是“位在声色马之间的玩物”。吃得“太肥”或“很幸福”,就做不出好诗了。这是对那些动摇彷徨的新诗人的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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