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第273页（2212字）

【生卒】：1858—1927

【介绍】：

近代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故世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康家是广东名门，世以程朱理学传家，康有为耳濡目染，有志为圣人，开口就是“圣人圣人”，里党传以为笑，戏曰“圣人为”。十八岁始游学广东名儒朱次琦门下，出入经史，泛览百家，尤喜今文经学，暗自以“帝王师”自期。当时，“欧风”、“美雨”正开始席卷中国，而传统士大夫多津津乐道于乾嘉以来的考据训诂之学，不知文明古国正面临两千年来从没有遇到过的大变局。康有为在广东得风气之先，对西学有所接触，思想为之一变。他三十一岁时赴京参加会试，毅然以布衣身份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三项革新政治的建议。尽管这封上书被大臣扣压，未能送交光绪皇帝，但康有为的名字已在青年士人中传播开来。康有为非常自负，会试考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他竟然在答题的结语中说：“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便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康有为将所谓学问分为经世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等四科，他鄙薄考据和词章，故其在万木草堂所讲之学为经世和义理。这和当时盛行的乾嘉学风大异其趣。少年得志的梁启超(十七岁中举)竟然放弃对功名的追求，慕名来到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我以少年科第，又对当时名流所推重的考据、词章之学颇有所知，故沾沾自喜。康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将数百年无用旧学，一一辩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我初闻其说，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立刻尽失去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一夜不能入睡。”可见康氏之学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影响。康有为最有影响的着作是《新学伪经考》(1891年)与《孔子改制考》(1896年)两书，前者是破坏性的论着，将当时学界奉为神圣的古文经(《毛诗》、《尚书》、《周礼》、《春秋左氏传》等)斥为“伪经”，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假货；后者是建设性的论着，认为今文经皆孔子所作，其目的是托古改制。这不仅反映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而且也表现了近代儒家革新传统儒学以适应时代需要的企图。此两书一出，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由此而定。有趣的是，在康有为名扬天下之时，一位在当时还没有多大名气的经学家却声称，康有为有剽窃之嫌，《新学伪经考》是祖述其《辟刘篇》的基本观点，《孔子改制考》则是祖述其《知圣篇》的基本观点。这位经学家名叫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近代着名学者王闿运的高足。尽管康有为坚决否认其事，反对派却都以此为口实来攻击康有为学品低下。康有为的志向绝非是学者生涯，他信奉的是今文经学，入世精神非常强烈。1895年，早已获得举人资格的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当时，中国海军因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舰队击败，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代表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主张。他和弟子梁启超发动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字，并将这份维新派的政治纲领送交都察院，以便上达皇帝。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的车马接送应征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来代指进京会试的举人)。翌年，康有为获得进士资格，被授予工部的一个闲职。1898年(即农历戊戌年)初，康有为得知德国武力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一连写了五封上皇帝书，而且终于被送到皇帝手中。年轻的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非常感兴趣，在总理衙门首次召见了这位已经名震天下的维新派领袖，并特许他“专摺言事”。康有为趁机呈上自己所着《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法国革命记》、《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以及《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着作，请求光绪皇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说是中国只要走上变法的道路，十年就可成为世界强国。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促成下，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开始推行包括废八股、开学堂、广言路、汰冗员、倡实业等在内的“新政”。康有为参与了新政，并上书皇帝，要求仿照西方基督教的格局，尊孔子为教主，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卒年为中国纪元元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亡命海外，周游欧美列国，继续在华侨中鼓吹君主立宪，组织保皇党，以声援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这时，孙中山正在海外组织革命党，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和“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康有为特撰写《论革命书》一文，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此期间，康有为终于完成了他三十四岁开始构思的《大同书》，用近代欧洲的种种时髦观念如民治主义、国际联合主义、老病保险主义、共产主义等，来重新设计儒家古老的“大同”世界。这在正统的儒家看来，完全是“野狐禅”，但却为儒学在近代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中华民国建立后，康有为回到阔别了十多年的故国，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抱负已经注定不能成功，但他仍不甘寂寞，曾担任以尊孔为宗旨的孔教会会长，公开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由于他反对共和，甚至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因此在民国时代声名颇为狼藉，被人目为极端的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