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论与实验室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13页（4081字）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只是零打碎敲地利用了实验室研究的现有成果——实验室能使知识得以增殖的思想来自于拉图尔［例如，1987］；重构的思想可以从诺尔—塞蒂纳那里找到［1992a，出版中］；对符号建构的兴趣在特拉韦克［1988］那里表现得尤为出色。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忽略了现有的实验室研究的多样性，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共享单一的科学模型。事实上，在现已出版的五本关于实验室的专着中，有多少位作者就存在着多少种视角和科学论进路：拉图尔和沃尔伽的《实验室生活》［1979］，在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龙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演变成了具有符号学色彩的行动者网络方法［例如，卡龙，1986b；拉图尔，1988］；诺尔—塞蒂纳在《知识的制造》［1981］中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论进路，被拓展成了知识的文化模型［1991，出版中］；米歇尔·林奇的《实验室科学中的技巧与工艺》［1985a］代表了一种常人方法论的取向；特拉韦克的专着《光束时间和生命时间》［1988］代表了符号人类学家对高能物理学的分析。然而，有的进路在多种研究中得到体现；有的进路，例如建构论，已经引起了外界的诸多反响，⁽¹⁾并且以自足的方式成长为一种十分成熟的观点。有的实验室研究进路，例如，从符号学、修辞学和作为行为文本的社会隐喻那里汲取灵感，形成了一种有关事实建构的特殊的写作模式；还有一些进路，例如常人方法论，通过对日常实践的细致剖析激发了人们对详细地描述科学活动的兴趣。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实验室研究中的建构论。

4．1 什么是建构论?

建构论认为，事实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它认为整体是组合而成的，一致性是异质的，内部结构为规整的表面所掩盖。对于建构论而言，并不存在原初的、裸露的“事实”既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也不存在科学客观性和实在本身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信念体系中，是什么动摇了对可靠的实体的信赖呢?在实验室研究中，直接观察和详细描述可以始终如一地促成并维护建构论的态度。第一批实验室研究的成果之一，引用了塞耶斯的一句话作为引语：“我的主啊，事实就像奶牛。如果你以足够锐利的目光直视这些事实，它们通常就溜走了。”(诺尔—塞蒂纳，1981，第1页)详细描述具有解构的作用——并非出于批判的旨趣，而是因为它只能观察那些与建构可靠的实体有关的复杂劳动、描述赖以进行的大量异质的东西、作为原初状态的混乱和磋商以及稳定化和固定化的持续进程。建构论研究揭示了那种被黑箱化为“客观的”事实和“被给予的”事物的活动过程。它们也揭示了似乎是铁板一块的、令人惊叹的合理系统背后的日常过程。建构论的解构既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纯描述的”；而是抛弃了那种支持所谓科学进步的直觉推论的方法，转向了观察的方法，以考察知识的生产中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如果对这些机制的思考足够细致的话，不管是否愿意，你都将随之而接纳某种形式的建构论。建构论是实验室研究对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观察到的微观过程所作的回应。

注意到了诸如科学事实这种持续存在的实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参与者、事件、机制的多样性，建构论的研究因此而变得种类繁多。例如，它们的研究对象从TRF［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到相关的行动者、被动员的同盟和制造TRF的策略［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它们是否同时也瓦解了科学的“发现”所指称的物质世界呢?如果我们所说的实在世界的存在物是指科学描述所表象的东西的话，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所指的是物质的实在，或者对这一实在世界的真实介入和因果互动，那么答案则是否定的。通过第一批的实验室研究所揭示的建构论，既不是什么虚无主义和怀疑论，也不是把对象还原成属性和主观意义这样一种思想教条。建构论承认，物质世界提供了一种抵抗；事实之为事实并非是因为人们这样断言，事实是在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抵抗中通过复杂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然而，建构论对这样的想法敬而远之，即科学规律和科学命题提供了对物质实在的真实描述，因此对它们的解释只能依据实在，而不是依据建构的机制和过程来进行。建构论从未主张说，科学活动中不存在任何物质实在；它仅仅是认为，“实在”或“自然”应该被看做是这样一种实体：它们通过科学活动和其他活动不断地被改写。建构论的兴趣所在正是这种改写的过程。

4．2 实验室研究中的建构论

建构论的一种渊源显然来自这样的思想：我们的经验世界是按照人的范畴和概念组织起来的。在康德看来，人类意识的基本范畴起着组织的作用；在沃夫(Worf)和本土科学家看来，它是语言和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在最近的微观分析家看来，它往往是包含在磋商及其情境定义中的意义。建构论的第二种渊源可以在下述思想中找到：世界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建构起来的。如果把这种观点运用到人类制度中来，就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那句着名的口号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尽管马克思还补充道，他们并没有使历史独立于各种限制。一般说来，建构论在社会学中的最新发展表明，它与现象学的传统有着更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伯杰和吕克曼那本再度激发了社会学家对建构论思想的兴趣的论着《实在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1967］中，建构论成了关注的焦点。伯杰和吕克曼的主要问题——虽然社会制度是由社会所构成，由社会行动和社会知识所组成的，然而我们为何又把它理解为是“自然的”和不可变更的呢?——在STS中再次出现了，尤其是在研究技术体系那种固定的、铁板一块的和使人敬而远之的品格时，这一问题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麦肯齐，1990a］。但是，从总体上看，STS给出的答案和建构论的主张有着不同的特色。⁽²⁾对科学实验室的研究重塑了建构论思想，而不仅仅是现象学的延伸。下面，我将考察建构论思想的不同用法和含义：

第一，建构论隐喻在运用于自然实在和科学时有着更强的意味。如今，下述说法已不足为奇，即家族关系或性别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因此它们无法归结为体现在这些关系中的天性。但是，对科学事实提出相同的主张，就会引发激烈的争议［科尔，1991；吉雷，1988］，以建构论的方式理解物质世界同样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辩论［例如，西斯蒙多，1993］。当平奇和比杰克［1984］提出，应该把对科学的建构论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技术时，人们对技术产物能否被建构的问题很少有争议。它们显然是被建构的；哈姆林［1992］最近在讨论技术论时指出，建构这个词“运用于技术似乎比运用于科学更合适”［第513页］。因此，只是就自然实在，就我们同时承认下述两件事情时所遇到的困难而言，建构论思想才显得激进，这两种事物是：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与结构，以及我们能够以地方性的方式成功地塑造某个世界⁽³⁾——科学所重新改写过的并且可能无法与原先的世界并存的世界。在对科学进行研究时，建构论的主张并没有从哲学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它们把这些问题带入不同的讨论舞台，即从哲学论证的舞台转入了经验探究的舞台。这些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无疑建立在一项应对上述变化的特殊方案之上，这就是科学和社会世界的经验知识论。该方案所考虑的问题是，例如，在不同的场合中究竟是哪一种与“自然”和物质实在的关系在起作用，在各自不同的研究情境中“物质实在”的意义是什么，特定的知识王国是如何在视觉技术、文字技术和其他技术中暗示并呈现出现来的，例如探测器这样的技术综合体是如何在自然和客观性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等等。从科学活动的建构论——与新近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不同——的视角看，有关认知本性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某种资源。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其他地方寻找，要在对知识生产的真实过程的研究中寻找。

实验室研究中的建构论的第三个特征是，各自不同的研究都强调了这样的现象：知识的研究、完成和实施是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这些实践活动既改变了物质存在，也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世界的特征。这使得这些研究与前面提到过的建构概念——“劳动”创造世界［马克思］——有着某种连续性，它提出的实践概念包含了表象，但是不与表象并存。在面对认为世界是按照能指之链构成的以及把科学解构成广泛的批判表象主义的一部分这样一种新近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论时，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例如，P．M．罗斯诺，1992，第7章］。⁽⁴⁾在实验室研究中，建构主要不是按照语言事件、认知事件或概念事件来详尽地作出规定的。最后，与实验室概念相伴随，建构论研究引入了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至少］某些世界的建构，例如自然科学，是处于这些研究所描述的特定场景、“作坊”［海德格尔］和“论题结构”［林奇，1991］中的。把建构思想重新定位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和知识空间，这意味着人们的关注点远离了特定的行动者、过去和现在着名的个体科学家——他们为科学不断地增添历史的和当代的解释。⁽⁵⁾在经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中，个体科学家不再是知识主体。个体［或群体］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与物质形质协调一致的人类行动者或研究者的地位，需要基于他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场景这个有利视角来重新做出评价。对构建世界的“有限空间”的强调，把我们带回到先前关于实验室的讨论中来了。但是它把我们带入了一种能够指导实验室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它有别于拉图尔［1987］为了确立STS的行动者网络进路而提出的“跟随行动者”的原则，并能推动科学的历史研究和传记研究。如果建构是被框定在有限的场所中的话，民族志研究者就必须“深入到这些空间”和事实的建构赖以进行的实践之流当中。下面我想讨论的是，遵循这一原则的研究在如何建构科学成果的问题上都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