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及其建构论批判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01页（13451字）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这个分析性问题，吸引了科学论中三个主要人物的注意——哲学中的卡尔·波普尔、社会学中的罗伯特·默顿，以及史学中的托马斯·库恩——他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对清晰定义的渴望把他们引向了划界问题。这三个人都是科学的解释者，如果关于某个现象没有一个方便可行的定义，那么人们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呢?也许对于力图解释在这三个人看来是独一无二的科学成就——世界的科学模型不断增进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来说，划界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划界标准变成了对科学之优越性［在诸知识生产系统中］的解释，因为科学提出了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主张。同时，这些经典的划界工作还带有意识形态的维度。默顿希望驳斥不正当的纳粹科学，波普尔试图反驳精神分析并把马克思主义斥之为伪科学，这些做法向人们提出了下述要求，即确立据以辨别真科学的标准。

可证伪性

正式提出划界问题的是波普尔，他的哲学方案——可证伪性——人们依然耳熟能详。在处理先前的哲学家们试图为理论做出归纳“辩护”之类的逻辑问题时，他涉及了划界问题。在波普尔看来，划界是知识论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在“知识的常量”中［劳丹，1983，第28页］——中寻找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关于世界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

当波普尔在20世纪20年代崭露头角的时候，曾经流行一时的哲学认为，科学是通过积累确实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的。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尔认识到，这种证实主义策略因为归纳所遇到的逻辑难题而搁浅了。确定证据的积累也许可以告诉科学家过去的东西。但是，对未来的预测［普遍的科学理论都希望提供这样的预测；波普尔，1972，第349页以下］是不确定的：下一次的观察原则上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波普尔提出的分水岭不仅为逃离归纳主义病态的证实逻辑提供了出口，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的标准。

波普尔更偏爱证伪而不是证实；他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走向真理［尽管永远都无法达到确定性］。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理论概括和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和基本语句原则上是可错的；从潜在的意义上说，经验语句逻辑上可以与其产生矛盾或者驳斥它们［波普尔，1959，第40页以下］。猜想越大胆，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与那些缩手缩脚的主张相比，比较容易被证伪的理论［大量而广泛的观察都有可能对构成潜在的反驳］更有助于客观知识的进步。仅仅有大胆的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科学：科学家还必须让这些猜想接受严厉的批判性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找到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找证据来击倒它］。这样得出的结果并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想，这些猜想［暂时］经受住了批判性的反驳，因而更逼近实在［但依然是可错的］，更具可信性。⁽¹⁾科学知识的增长——进步——更多的是通过消除错误［实实在在的证伪］来实现的，而不是重复确实的证据。

波普尔的证伪承担着双重任务。首先，与证实及其归纳问题相比，猜想－反驳使科学具有更稳固的逻辑基础，并为某些杞人忧天的哲学家们提供了安慰。其次，可证伪性使得波普尔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下述三种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推翻一个主张、一项实践、一个信念或它们的拥护者，从而把它们赶入非科学领域：如果此主张不能潜在地被证伪［即我们无法想像出与该陈述有逻辑矛盾的经验观察］，如果没有真诚而严厉地反驳这个主张，如果一个主张遇到了与之相反的经验证据而没有被拒绝。非科学包括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和伪科学。在波普尔看来，虽然这些活动是有意义的，也具有实践价值，但是它们仍然不是科学的［所以波普尔可以把非常有价值但却是非经验的探究活动划在科学之外，比如数学和逻辑学；波普尔，1963，第253页以下］。基于同样的划界标准，波普尔把前科学向科学的历史转向定位在公元前5－6世纪的古希腊，因为在古希腊，“批判态度”［证伪等等］替代了“独断的教条，这些教条的全部旨趣仅仅是保持传统的权威”［第347页］。

波普尔［1963］把自己对划界的兴趣追溯到1919年维也纳的思想纷争，此次纷争涉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第34页以下］。波普尔自问道，这些理论错在哪里，是什么使得它们如此不同于物理学理论?这些理论之所以“错”了，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证实；实际上，波普尔所质疑的恰恰是大量的证实性观察：“一当睁开眼睛，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见到证实的例子。”［波普尔，1972，第35页］波普尔最终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都缺乏证伪——因此不属于经验科学。这个结论是经由占星学得出的。虽然占星学家的确积累了很多实证性证据，但是他们赖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预言的语言非常含混，以至于任何证据都能与之吻合。这种预言被推到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因为他们不仅重新解释了理论，而且也重新解释了证据，从而努力挽救普遍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把自身确立为一个教条，它非常有伸缩性，以至于能够逃避任何攻击。”［波普尔，1963，第334页］精神分析学也有这种不足之处；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确立自己的最初理论的方式，使得任何对人类行为的观察都无法证伪他们的理论。波普尔为科学寻找到了一种方法论，它能即刻把科学从归纳的病态逻辑中解救出来，并且能够把经验科学与伪科学区分开来，能够把经验科学与其他非经验的但依然有意义的信念体系区分开来，比如形而上学。可证伪性、猜想与反驳完成了这项任务。

建构论对波普尔的本质主义的划界活动的批判，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伪性是一个逻辑条件，但是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过程，波普尔及其建构论的批判者都认可这一点。他们的争执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的证据去反对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才能得到克服［这超出了逻辑和方法论的范围］。波普尔并不是一位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负载理论的事实”这个思想与证伪一样是波普尔遗产的一部分。科学无法建立在直接的、无组织的感性知觉的基础上；相反，观察被手头的问题以及理论引导着，这些理论是清理实在世界无穷细节的网络。虽然观察必须充分独立于理论，如果他们要发挥必要的证伪功能的话，但问题仍然是：观察何时才能为抛弃某个理论进行辩护?波普尔担心，有价值的理论在面临任何旧的证伪报告时会被轻率地抛弃掉：“只有当我们发现了一种反驳［某个理论］的可重复的结果时，我们才能认为它被证伪了。换句话说，只有当一种低层次的经验假设——描述了这种结果——被提出来并且是切实可靠的，我们才接受证伪。”［波普尔，1959，第86页，变体为作者另加］在波普尔看来，在下述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困难：“任何经验性的科学陈述都能以这样一种方法被给出［通过描述实验安排等等］，任何掌握了相关技术的人都能重复它。”［第99页］

哈里·科林斯［1985］指出了波普尔学说的关节点——一个经验主张何时被成功地重复、复制或确证?——上所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无与伦比的。在他看来，实验程序的重复并不具有清楚明白的、非个人化的规则系统。科学家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确定一个重复性实验何时是充分的、可信的。⁽²⁾对于波普尔之类的人来说——这些人试图“把实验重复当作是对科学知识主张之真理性［证伪］的检验”［第2页］。“实验者倒退”(Experimenters regress)是个悖论，因为对某项重复的活动做出充分的磋商，它同时是就手头的现象的实在性所展开的磋商。在对引力波实验的研究中，科林斯报告说，科学家们关于重复性实验的充分性所作的判断，取决于这种实验结果能否与当下的理论假设一致。这项研究对波普尔划界标准的硬核发起了挑战，因为如果科学家们有时候运用可行的修辞手段［人为错误、机器故障、外部环境、技术不当］，来抵制具有潜在证伪性质的观察的话——通过把这些修辞归咎于不充分的或不可信的实验重复，那么反驳或证伪如何才能出现呢?这样，科林斯就为后本质主义的下述尝试搭建了舞台，即确定某些重复是如何被认为是可信的和权威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和修辞的游戏，而这一游戏通常与给这些重复实验贴上“科学的”标签的做法如出一辙。这里，波普尔的划界标准成了科学家与其他人磋商的产物。

科学的社会规范

默顿［1937b，第267～278页］提出的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在此仅需简单地叙述即可，因为它们在科学社会学中已经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默顿的主张与波普尔的主张一样是本质主义的，他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来替代证伪，以此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在默顿看来［1973b］，“科学的制度目标是拓展被确证的知识”，即“在经验上得到证实、具有逻辑一致性与规则性的陈述［实际上是预测］”［第270页］。理论问题是为科学确认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从而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这种结构的一部分是方法论的，其中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另一部分则是“道德”的或社会的，由四条带有情感色彩的规范构成，“这些规范对于科学家具有约束力”［第269页］。它们的形式是命令和禁止，在科学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它们得到传播和内化、并通过处罚违规者、奖励顺从者而得到强化。这些规范存在的经验证据可以在道德义愤中发现，在面对违规行为时科学家们会表达出来，在正面从行为上和修辞上认可这些规范的做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经验证据。

当然，科学家们偶尔会违反这种道德准则，但在这里，人们期待这些规范会被当作一种理念来遵守。公有主义要求科学家们与别人共享自己的成果，科学制度所承诺的回报仅仅是那些被分享的“财富”。普遍主义要求科学家们运用“预先设定的、非个人化的标准”来评价知识主张［比如主流的理论假设或方法论假设］。因此，奖励和资源的分配不应该受到贡献者在种族、性别、国籍、社会阶层或其他不相关的地位的不同所影响。“无私利性”并不要求科学家抱有无私的动机，而是对各种可能的动机进行引导，以免导致那些与科学的制度目标［拓展经过确证的知识］相冲突的自私行为。有条理的怀疑禁止人们接受教条性的主张，它鼓励对判断进行悬置，直至它获得充足的证据和论证为止。

在默顿的经典文献中［最初写于1942年］，我还没有发现划界或边界之类的词汇，但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基本原则中得到了表达。默顿［1973b］在科学的大门外构思了的一群恶狼，它们是：“反理智主义的局部侵蚀”以及“对科学自主性的正面攻击”［第267、268页］。在1942年，无人不知服务于纳粹的雅利安科学［参见霍林格，1983］。“对科学整体性的这种最初的和实实在在的攻击，让科学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对特定社会结构的依赖”［默顿，1973b，第267页］。科学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是通过四条社会规范得以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如果对依赖一词的解读不太过分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规范是某种必要的制度性要素，它对于拓展被确证的知识而言必不可少，就如同证伪一样。事实上，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在外部的政治或文化的干预中拯救了科学的自主性，由于这样的干预损害了必要的道德条件，而这些条件反过来又使得拓展已经确证的知识成为可能。比如，雅利安科学这个词与普遍主义相矛盾。

如果我们把这些规范解读成划界标准的话，那么在这个制度化的道德框架之外的知识生产活动必定是非科学的。确实如此，因为默顿用这些规范去区分科学主张和意识形态，比如希特勒时期纳粹德国的主张。“极权主义的代言人关于种族、经济或历史的貌似科学的宣示只能糊弄一些未经训练的外行，与报纸关于膨胀的宇宙或波动力学的报道如出一辙。……褫夺过来的科学权威被授予了非科学的教条。”［默顿，1973b，第277页］是什么使得这些断言成为非科学的呢?不是它们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提出者怀有的私利与野心：“［科学］的权威能够而且正在用来达成私人目的。”［第277页］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的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当然，这意味着，类似的主张一经在真正的科学法庭——具有完整的科学气质——上提出时，错误就会暴露无遗：“科学知识主张的有效性标准与民族鉴赏力或文化无关。相互竞争的有效性主张迟早要诉诸普遍主义的、［无私利性的］标准来解决。”［第271页，注6］

默顿提出的科学的规范结构理论遭致了各方的批判，其中有一种批判与科林斯对波普尔的批评十分相似：所谓科学的本质属性——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性质——是人们在社会中建构、解释、磋商并调用的东西。在奇科瑞尔［1974，第11～44页］看来，一般的规则或规范不是社会学分析家所定义的东西，而是现成的，由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界定的。他认为，在行动者试图确定哪些表面规则与当下的情境有关并适合该情境时，默会的解释性规范或基础规范［即“结构性”规范］在指导着他们。在这一图式中，默顿的科学的社会规范是表面规则，这种规则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转译为行为模式。相反，这一过程的中介是解释性规范，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行动者通过这种规范来集体确定普遍主义是什么意思，甚至确定在评价某个科学主张或行动时普遍主义到底是否合适。

马尔凯把奇科瑞尔的普遍性主张拓展到对科学规范作特定的批判中来。在沃尔伽［1976］考察脉冲星的发现过程的基础上，马尔凯指出，当科学家们决定把研究成果公布于世时——公有主义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受制于暂时性和情境的偶然性，比如“对于新闻界可能感兴趣的任何成果都必须尽可能地保密”，或者“研究者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泄露信息，以免研究人员的首创性受到威胁”［马尔凯，1980，第121页］。这些从容不迫的考虑不仅是“反规范”的［米特罗夫，1974a］，同时也抵消了默顿所确认的制度规范的训诫。进一步说，在确定表面规范［比如公有主义］的意义之前，在确定此规范对于引导自身的行为或评价他人行为是否合适之前，解释性工作［植根于可识别的意会假设或旨趣］是必需的。马尔凯并不否认科学规范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科学家们制定决策以及向他人证明自身在实践上的合理性时，诸如公有主义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用作修辞手段。这些规范可以成为某些科学家从事划界－活动的稳定的要素，在区分自身的科学性与他人的非科学性时很有裨益。

范式性共识

要证明库恩与波普尔和默顿一样是位本质主义的划界者也许很困难。波普尔与库恩相去甚远，这从他们的下述观点中可见一斑：库恩［1977a，第272页］认为，批判性的反驳与持续不断的证伪在“常规科学”中根本不存在；波普尔［1970，第51～58页］驳斥库恩是个历史相对主义者，［更糟糕的是］他允许用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解决问题［比如划界］，而这些问题更适合用逻辑或方法论来解决。不少读者可以发现，库恩强调了认知规范的道德力量，以此来反对默顿所强调的社会规范［参见平奇，1982］，尽管他们的工作所涉及的相关原则是互补的［库恩，1977a，第xxi页；默顿，1977，第107页］。进一步说，库恩对划界标准的可能性也提出了质疑：“我想我们不必寻找严格的或决定性的划界标准”［第6页］。然而，如果从建构论十年来对划界－活动的经验研究来重新解释库恩的话，我们发现，库恩为这项研究框定了路径，他与其说是先驱，毋宁说是后台。

库恩［1962／1970］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主张有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均表明划界问题是全书的基调。在考虑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时，库恩注意到，他们的主张与他在物理学家那里看到的主张完全不同。社会科学家可以在第一原理上意见不一；为了区分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问题，为了辨明可接受的与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为了划分合法的与不合法的研究框架，他们争论不休。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物理学家们似乎在第一原理上都达成了共识，在那些主要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所以库恩在思考，为硬科学所具有而软科学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二个难题是，被确证的科学主张在内容上明显带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曾经是事实或经过充分说明的东西，现在成了反常的、简单化的、浅薄的或者错误的。那些古老的、已经被抛弃了的关于自然的信念［以及相关的调查活动］能被称作是科学的吗?库恩不属于辉格派，他没有把那些被人们拒绝的信念和实践丢进神话、谬误、迷信、无知的非科学的垃圾箱中，相反，他问道，先前从事科学的有理性的人怎么会接受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的信念和实践呢(库恩，1962／1970，第2～3页，1977a，第xii页)。库恩需要一种科学标准，这种标准要独立于暂时有效的信念内容和合法的实践，因为那些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常常会在内容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通过“发现”的范式以及范式所促成的实践科学家之间的共识程度和类型，库恩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在库恩那里，科学不再是进步的、线型的积累运动，不再是对自然的最恰当理解，它沿着特定的历史轨迹断断续续地运动着。常规科学时期为革命所中断，而革命又因为新的常规而宣告结束——与先前的常规科学相比，新的常规科学不是进步，不是进一步走向更精确或更具包容性的自然模型，而是一种在思考自然以及应该如何理解自然上不可通约的新方式。库恩的科学史模型建立在多义性的“范式”概念的基础上［马斯特曼，197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概念包括了关于自然运动方式的背景预设——以及方法论、理论范例和模型，后者可以把那些深层的预设转变成工作规则，从而引导问题的选择以及可接受的解答程序。常规科学的研究是解难题，其范围框架、风格以及需要填补的空白是由范式规定的。有时，某些反常现象无法被同化，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存在着另一个可行的解难题的范式时，科学就将经历在不同的意义框架之间进行革命性选择的短暂时期。最后，一个新范式吸引了大多数实践者并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是通过说服科学家，让他们相信其充分的逻辑或经验证据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非理性的格式塔转换来完成的，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基于知觉心理学和共识社会学，而不是方法论。

一个研究共同体周期性地达成了范式性的共识，并由此区分了成熟科学与不成熟的科学、社会科学、培根式的科学、艺术、手工业技术、占星术以及其他非科学领域。在谈及18世纪晚期电磁学研究者［卡文迪什、库仑和伏特］时，库恩［1962／1970］写道：“他们……获得了一个范式，这个范式被证明能够指导整个小组的研究工作……。我们很难找到其他标准能如此清楚地确定一个领域是科学领域”［第22页］。至于牛顿物理学，库恩写道：“范式被证明对科学具有建构性的作用”，因为“它们不仅向科学家提供了一幅图景，而且提供了某些引导，这对于绘制图景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库恩，1962／1970，第109页］。范式性共识对于科学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科学成功地解决难题来说也是必要的［尽管不充分；库恩，1977a，第60～65页，第231页，注3］。于是我们便得到了第三种本质主义的划界原理：“范式指导下的工作绝不能以其他方式进行，抛弃这个范式就是终止此范式所定义的科学实践。”［库恩，1962／1970，第34页，参见第17、76、60页］“这一承诺以及由此产生的明确共识是常规科学——即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的起源和延续——的先决条件。”［第11页］

在《结构》一书中，库恩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成熟科学与常规科学之外的知识和实践，并指出范式性共识的有无可以用来辨别真正的科学。库恩构造了科学的“群”这个迷人的范畴［库恩，1962／1970，第11页］，它在个体实践层面上类似于成熟科学，但在集体成就层面上却无法取得连贯的进步，而这样的进步正是成熟科学［解难题］的特征。在论及前牛顿时期的光学时，库恩指出，“尽管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是科学家，但是其活动的最终结果并非是科学的”，因为他们“无法把共同的信念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每位作者都感到需要从根基处出发重构自己的研究领域”［第13页，参见第101、163页］。在“不成熟的科学”之间的“学派之争”以及“科学的前史”中，缺乏共识的现象通常很明显［第21页］。而且，当一种范式的确严格地界定了某个领域时，那些不遵守这种界定者“常常会呆在哲学领域中——从哲学领域中已经引发出了许多特定的科学”［第19页］。哲学不是科学，因为哲学“总是有竞争性的学派存在，每个学派总是质疑其他学派的基础”。一旦范式就位，研究者如果想放弃该范式的世界观而又不希望接受其他的解难题方式，这就等于背离了科学：“抛弃某种范式，同时又没有其他替代性的范式，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抛弃科学本身。”［第79页］库恩在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划界表明了范式性共识是如何使真正的科学成熟起来的。范式向科学家们从事有趣的研究课题提供了议程，这一议程可以驳斥那些从外部社会进入科学的可能的竞争性议程，并把自己的工作与后者隔绝开来。社会科学家没有适当的范式，因此缺乏这样的隔离，而没有隔离就意味着他们要就第一原理进行持续不断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这样就会阻止其获得连贯的进步［库恩，1962／197，第21、37页］。最后，库恩与波普尔一样，认为占星学是非科学的，但这不是因为其不能证伪自己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也没有可从事的科学。”［库恩，1977a，第276页］

虽然库恩努力把范式性共识确立为本质主义的划界原理，但是让人困惑的是，他拒斥了定义科学这个实际的问题。他以修辞学的口吻问道：“有许多重要的东西依赖于科学定义吗?一个定义能告诉某人是否是科学家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自然科学家或艺术家不担心术语的定义呢?”［库恩，1962／1970第160页］库恩暗示，科学家们很少担心他们自身的定义。但是，下文将要评论的建构论对划界－活动的研究将非常清楚地表明，科学家确实偶尔会思考科学定义，因为他们要用这些定义去告诉其他人：你们不是什么科学家。此时有许多东西都依赖于定义的构成方式。库恩是一位本质主义者，这不仅是因为他把范式性共识看做是划界的原理，还因为他把这些问题看做是不重要的、仅仅是“语义学”的，而这些问题恰恰使建构论在划界－活动的研究上充满了活力。

库恩没有考虑的东西是，科学中的共识程度也许与［科学家以及其他相关群体做出的］解释、磋商和澄清有关。研究共同体何时才能达到范式性共识的水平，从而使自己主动从不成熟的科学走向成熟科学?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参与者还是他们的分析者?在一项关于生物化学接受化学渗透假说的研究中，吉尔伯特和马尔凯认为，在科学家们建构研究领域自身的历史并赋予它以意义的时候，共识是解释性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认为共识是“一种典型的集合体现象，即潜在可测量的社会分类集合体的性质——社会分类源自于个体参与者的解释活动”［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第139页］。相反，共识是科学家们可变的解释程序的产物，它受制于情境的偶然性。这就意味着，在库恩得出分析性的结论，认为共识存在于特定时间点上的研究共同体中时，他必定忽视了广泛且潜在的分歧，这些分歧存在于科学家理解自己共享共识的程度和类型中。

尤其是，在科学家们思考共识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的领域中是否存在共识时，他们必须自己来解决三个解释性的问题：第一，他们必须确定研究共同体成员的范围，因为排除或容纳某些人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关于共识范围的结论；第二，他们必须判断，化学渗透假说是如何改变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的：谁在接受它，接受者何时转向新的工作框架；第三，科学家必须确定化学渗透假说的认知内容；如果存在共识，那么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访谈，吉尔伯特和马尔凯发现，在解决这些解释性问题的时候，科学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差异［即便同一个科学家在不同的情境中也会出现差异］。研究共同体边界的划定千差万别，对其他科学家的信任各有不同，所理解的化学渗透假说的含义也形形色色。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我们无法确定某个领域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是否展示了明确的共识”［第140页］，那么库恩的范式性共识就不能从本质上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经验研究的舞台被再次搭建起来，这种研究的课题是，在社会中，共识以及其他可能的属性是如何被人们所利用的，人们是如何运用它们来建构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的。

从划界到划界－活动

关于波普尔、默顿与库恩提出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建构论基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研究⁽³⁾对他们提出了质疑——然而，矛盾又随之产生了。如果科学方法论、科学制度、科学史甚或科学后果⁽⁴⁾不存在什么本质的、普遍的和必然的东西，那么科学在今天为什么以及如何常常被冠以“认知权威”的美名——而其他文化实践［它们对实在的描述不同于科学］则很少有这样的荣幸呢?保罗·斯塔尔［1982］把文化权威定义为“一种可能性，即对实在的特殊定义将因为其有效性和真理性而流行开来”［第13页］。在现代西方社会，很少有人会怀疑科学所拥有的认知权威：“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惟一源泉：任何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一位自然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巴恩斯和艾杰，1982，第2页］如果不是因为科学的知识论本质或社会本质，如果在科学外部我们找不到根据，那么这种权威的根基又是什么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不诉诸于社会学家所发现的本质属性或其他本质要素的情况下，如何解释现代科学的认知权威。

事实上，在科学论中，边界问题是克服这一困境的尝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科学家在实验工作台上的实践活动或他们在专业期刊上对自然所作的描述；如果抛弃波普尔、默顿或库恩的本质主义，那么对科学的文化权威的解释在那里是很难找到的。相反，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向对情境中的科学实践或科学知识的描述上来，在这些情境中，对“科学是什么”的回答从潜在的预设变成了明确的表述。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任务从分析者身上转移到了社会中的人身上，社会学研究的焦点是“划界－活动”的情节：“为了建构一条社会边界以区分出某些智力活动是非科学的，我们就要把一些人为选择出来的特征赋予科学［即赋予科学研究者、科学方法、知识库、价值观以及工作的组织结构］。”［吉瑞恩，1983，第782页］

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使其合法化或提出挑战时，划界－活动就会出现。主张、拓展、保护、垄断、侵占、否认或者限制科学认知权威的社会利益，这些都推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实际划界。但是，到底什么是“科学”呢?一个空间而已，这个空间的权威性恰恰来自情境性的磋商，即就这个空间的可塑的、具有情境偶然性的边界和疆界展开磋商。科学是某种认知权威的空间标界，在其内部被填充之前，在其边界被标划之前，它空空如也。填充和标划发生在依赖于情境的磋商中——关于谁是“科学的”，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的磋商。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竞争性的团体用人为选择和归属的特征去填补这个最初空空如也的空间，从而勾画一幅文化地图［被合法地接受］以推进自身的利益时，科学的权威就得到了复制。在这些绘图的竞争过程中，即有关科学权威在各种各样的人、实践以及知识主张之间分配的竞争中，权威与被标划为“科学”的空间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更加紧密。什么最终内在于科学或外在于科学，这取决于地方性和情境性的条件，是一个包容和排斥的修辞游戏的产物。在这个游戏中，相互敌对的团体要尽力在听众面前为自己的文化地图辩护，因为他们试图动员这些听众的支持、权力或影响力。关键的问题是，科学的“本质特征”是成功的划界－活动所带来的暂时性的、情境性的结果，而不是决定谁能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某些地图比其他地图更有说服力呢?在文化绘图过程中，没有能够据以获得成功的普遍的决定性要素，但是很明显，如果你对科学边界的描述能让自己的计划与实权人物的利益相吻合，这将是很有好处的。

科学区别于其他知识生产活动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不能从科学实践和科学文本中寻找，而要在它的表象中寻找。划界－活动与实验室、专业期刊的关系，与地形图与它再现的景貌的关系是一致的；两者在文化或地形图上选择绘制某些关于实在的特征，以便实现某种实用的目标［使知识主张合法化或穿越荒地］。地形图的制作者常常在没有重新考察外部实在的情况下，就通过“拷贝”和有选择地编辑现有的地图来绘制新地图，以适应变化了的需要或要求，文化地图的绘制者也同样如此。那些在科学边界问题上相互竞争的人，在过去的划界－活动中进行选择，并对它们做出建设性的重构，他们常常诉诸于旧地图使新地图的有效性得以合法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明显的争议，在实验室或期刊中实际进行着的科学实践和话语以及先前的地图［指明了科学在文化图景中的地位］都不能决定科学的边界下一次应该怎样标划。相反，我们最好根据绘图者直接的［动态的］利益和目标以及这些地图的用途［说服别人相信一个人的认知权威，或者拒绝别人的文化权威］来理解相反的地图。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的空间是空的，因为在划界－活动开始的时候，过去的实践和重构不能用来决定科学的边界和疆界。

然而，上述思想很容易被夸大成一个愚蠢的结论，即划界－活动在每个时段上都重新开张，从一个时段到另一个时段根本没有任何模式可言。科学实践以及先前对科学实践的表象，形成了后来可供选择的特征的存储库。这个存储库也许不是无限大的；要说服别人去相信，蝾螈的眼睛与它的蛙趾能使巫婆做出“优秀的实验室实践”，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科学边界的可塑性无需包含无限的灵活性⁽⁵⁾；一些地图比其他地图更容易被当作是真实的表象而得到维护，这部分是因为一些绘图者能轻而易举地援引特定的具体实践或先前的地图用作修辞“证据”。的确，某些地图获得了暂时的、偶然的坚韧性，从而阻止了新的划界－活动。有时候，文化空间的边界和版图是隐含的，个人的信念或主体间明确的默会共识就是如此，在一起工作的人无需就“众所周知”的科学意义给出明确的解释。

科学边界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可能被高估了，似乎这个问题在几个世纪前就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划界－活动是大量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有许多理由去打开科学表象这个“既定”图景的黑箱——为了获取认知权威，为了限制它、保护它、拓展它，或者强化它。考察一下划界－活动的历史案例，将展现出一幅形态各异的科学图景，它并不具有永恒必然的特征。在科学的各种特征中，在用于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性质中，你会发现它们非常庞杂［比如理论的、经验的、确定的、不确定的、有用的、无用的、有限的、无限的、定量的、定性的、精确的、含糊的、归纳的、演绎的］，这就如同你在“另类事物”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非科学［伪科学、外行、坏科学、欺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政治、技术、管理、宗教、哲学、艺术、机械、手工艺、社会科学，等等］一样。正是科学的空无性——一个有待标划和填补的空间——最充分地说明了科学所具有的历史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权威性。

正如下两节将要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主义的划界研究转向对划界－活动的建构论研究正在顺利地进行着。⁽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