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等了三刻钟，抽了三支烟。忽然我瞥见了看门人，一个细瘦干瘪的男子，身穿一件带铜钮扣的灰制服，戴一顶消防队头盔式样的帽子。他走到大门口，抬头瞧瞧天空。
我赶紧离开河边，走到他跟前，问道：
“这里可住着一位伊若钦蒂律师，六十来岁，秃头，带眼镜，鼻子尖上长着一个小肉瘤?”
他几乎用一种怜悯的神色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回答说：
“是的，这里有一位伊诺钦蒂，住在四层八号。不过，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体棒极了的运动员。他着魔似地迷上了汽车比赛。瞧，那就是他的汽车。”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矮小而细长的赛车，闪烁如火，恰跟我钉梢的女子身上的雨衣一个颜色。于是，我对他说：
“谢谢您，是我弄错了。”
我匆匆地走开，回到台伯河边的栏杆前站定，但比原先的地方稍稍远些，免得让看门人瞧见。
“这么说，”我暗暗思忖，“她的情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运动员。她可真有两下子。怪不得她每天中午两点钟来幽会。真不简单。”
我掏出记事簿，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和他们幽会的时间。尔后，继续等待。
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撑着雨伞，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大门；我的一双眼睛是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那大门，以致我不时恍然觉得，眼前幻现出不止一个，而至少是两个，甚至三个大门。
我等了多长时间?将近五个小时，从两点半钟几乎等到七点半钟。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没有带报纸，而在这滨河大街上，除了风驰电掣一般疾驶而过的汽车，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由得羡慕起对面那公寓四层八号房间里现在正发生的事儿。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象傻瓜似地站在这里，风吹雨打，而那楼上……那楼上却美滋滋的：温柔的抚摸，热烈的亲吻，甜言蜜语，调笑，拥抱，美酒，应有尽有。在这样糟糕的天气谈情说爱，放下百叶窗，在昏黑的幽黯中，躺卧在绣床上，紧紧地搂着，絮絮细语，倾听淅淅飒飒的雨声，汽车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急驶的滋滋声，真是人世间最大的乐趣。他们是幸运儿，可我呢，却在干这该诅咒的工作!”
一包烟抽完了。为了排遣闷闷不乐的情绪，我开始在大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距离内来回踱步。我的思绪老是摆脱不了那一对男女；或许出于愤懑，我又掏出记事簿，在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论：“无须继续钉梢那女子；现已证明，她在此运动员的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事情不言而明。”
仿佛上帝安排好了似的，将近七点半钟，那红雨衣终于又出现了。我松了一口气，跟了上去。她走的步子仍然是那么急促、有力，仿佛跟那男子的幽会一点儿都没有使她疲劳。她走到弗拉米尼亚广场，登上了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我尾随她上了车。
车子里挤满了乘客。我正好站在她的身后。大概是我挨得她太近，她转过身来，面带愠色，用那充满稚气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请您稍离远一点。”
我尽可能地往旁边挪了挪，心里却思忖：“真会假装正经。跟伊诺钦蒂打得火热，却不准我接近她。走着瞧吧，会有不相识的人把你拐去的。”
公共汽车飞快地行驶。她在科隆那广场下了车。我依然紧紧钉着她。她折入通往少女喷泉的一条街，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建筑物。
我站在大门口，打量门上挂着的各种招牌。这里有芭蕾舞学校，有出租公寓，有裁缝店，还有一家按摩所。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座建筑物是极其可疑的。事实上，不时有许多妙龄女郎，或者单个地，或者成双地走进大门，随即消失了踪影。大门内侧有一间陋室，透过玻璃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里面坐着一个长了胡子、双腿浮肿的老太婆。我走上前去，向她打听这里是否住着如此这般的一个金发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