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88页（1448字）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是研究的禁区，发表了程岩的《共产国际成立四十四周年》(《红旗》1959年第6期)等少数几篇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者冲破了这个禁区，大胆地探讨了有关问题。

关于对共产国际的总评价，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两头好，中间差”的看法。陈再凡论述了共产国际产生的必然性，驳斥了认为它的创立是“主观意志支配”的结果的说法(《论共产国际的创立》，《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宗禹分析了共产国际初期“左”倾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和表现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同这一思潮斗争的状况(《1918－1922年国际共运中的“左”倾思潮和列宁对它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程玉海认为共产国际在1919－1923年坚持的“世界革命论”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是消极的(《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初期的“世界革命论”》，《聊城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顾明裕指出，共产国际中期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教条主义(《共产国际中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河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舒祖武认为，共产国际在五大和六大之间的8年，执行了过左的政策(《对社会党政策的历史转折》，《国际共运》1984年第2期)。余泽清认为，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至1943年解散为止，共产国际功过皆有，过大于功(《对共产国际后期评价的一点看法》，《国际共运》1984年第5期)。雷振扬指出，认为共产国际七大没有强调共产党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适当强调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为统一政党的观点是不符合大会实际情况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赵蔚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世界战略的转变，但转变的开端是同年5月23日苏共《真理报》发表的关于法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评论和同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成立七大预备会的决定(《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李忠杰论述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意义(《共产国际与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成了我国学者研究的热门。许多文章评价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主要文章有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杨云若的《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刘以明的《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国际共运》1985年第2期)、史习章的《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第4期)、曲原芳的《三次“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东岳论丛》1982年第2期)。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向青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云若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198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许俊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