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88页（1682字）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怀着极大的兴趣研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关于列宁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看法不完全一致。洪芃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指导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作了三种不同的尝试：1917年10月－1918年春解决政治任务时期的渐进过渡，1918年春－1921年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直接过渡，1921年春开始新经济政策的迂回过渡(《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种设想》，《国际共运》1984年第1期)。肖月认为，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1917年11月－1921年春的直接过渡时期和1921年以后的迂回过渡时期(《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

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评价，持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项拯救苏维埃政权的临时性措施，有伟大的历史功绩。第二种意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第三种意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是拯救苏维埃政权的临时措施，又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径，因此既有历史功绩，又有严重错误。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功过的估计上，荣欣认为功绩有限，错误严重(《功绩有限，错误严重》，《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上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的战略退却。另一种看法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执行的政策。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找到的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形式，闻一认为不是完善终结，而是在1928年因各种原因中止执行的(《新经济政策不是完善终结，而是中止执行》，《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

对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看法上存在分歧。叶书宗认为，从1928年起斯大林为在农村取得更多的商品粮、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才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斯大林与“全盘集体化”的再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期)。姚海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重大转变，是作为克服1927年末开始因失误造成的粮食收购危机和整个国民经济危机的手段出现的(《1929年苏联经济政策大转变的直接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有人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势在必行，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决定的，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是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种模式，但也出现了错误(李德硕：《苏联农业集体化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一》，世界现代史研究会，1980年；李日华：关于评价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与作用，我国学者进行了探讨。王家福从6个方面分析了这个体制产生的必然性(《试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周尚文认为，这个政治经济体制是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的产物，尽管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一(《试论苏联模式形成的政治因素》，《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198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问题讨论会，会后选登了高放和吴仁彰两篇各有特点的论文《略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问题》和《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初探》(《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都分析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体制的特点和总的评价，但高文侧重分析了这种体制形成的主观因素，吴文侧重分析了客观因素；高文侧重分析了这种体制在政治方面的弊病，吴文侧重分析了这种体制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