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30页（2001字）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对典型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50年代初期基本倾向是过份强调了典型的阶级性和社会本质。1956年讨论中，不少文章批评了把典型与党性、阶级性等同的庸俗社会学观点。1961年，围绕对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就典型的含义、特征以及典型化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十年浩劫期间，典型问题研究离开真实性原则，成为“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近年来，经过“拨乱反正”，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深入和进展。

关于典型的本质、特征及其个性、共性的研究 这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大体有以下几种认识：统一说(孙之龙：《典型是什么》，《羊城晚报》1961年6月13日)、本质说(巴人：《文学论稿》)、共名说(何其芳：《论阿Q》，《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性格核心说(蔡仪：《文学艺中的典型人物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必然规律说(李泽厚：《典型初探》，《新建设》1963年第10期)、综合说(杜书瀛：《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中介说(陆学明：《论典型的本质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等。各说之中某些具体见解也有所不同，如统一说，有的主张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有的主张是社会本质与个别事物的统一，有的主张是个人命运、个性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统一，有的主张是阶级特征和个人特征的统一，有的主张是强烈的个性特色与历史时代精神的统一(韦呐：《略述关于典型人物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由于对典型的本质认识不同，进而引出对共性、个性内涵的异议。关于共性，有的强调时代精神，有的强调社会性、阶级性，有的强调性格类型和人性，有的强调必然规律性等。关于个性，有的认为是共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有的认为是体现生活某些本质规律的偶然现象，有的认为是主导性格特征的个别人，是人物区别于他人的个别色调，如性情、习惯、行为特征等。

关于典型的发展演变 这是近几年研究的新问题。有的认为典型最初是单质类型人物，进而为多质普遍性人物，最后发展成离开客体人物仅是审美主体的心理、情绪、观念的典型反映，这时典型的实质已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一种感受、情绪和心理体验(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有的指出，谈典型演变史应该提及马、恩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程代熙：《也谈“典型”的历史变迁》，《解放日报》1983年12月20日)。有的认为，典型演变史绝非这么简单，它还包含着更为复杂多样的过程(陆学明：《关于典型范畴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2期)。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强调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包括了人的心理活动、情绪、观念等(程代熙：《也谈“典型”的历史变迁》，《解放日报》1983年12月20日)。关于典型发展趋向，有的认为是由外在化走向内在化、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人物化走向超人物化，从而向体验观念的艺术形态发展(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有的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变异，不是主流，更不是新趋势(陆学明：《关于典型范畴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2期)。

关于典型人物质的规定性和性格问题 这也是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初，曾提出写新英雄人物的口号，并规定这类人物在本质上应是革命化的，具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品质。1952年以后，《文艺报》就创作中出现的公式化倾向展开讨论。1956年，周扬针对创作中回避矛盾、粉饰生活的倾向提出塑造当代人进攻型性格的要求(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1961年，全国围绕着能否描写英雄人物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问题展开讨论。1962年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要求反映个性的人和性格差异的无限性(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期间，典型人物理论成了“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把典型人物由神恢复到人，主张写普通人。近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又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1981年以后，许多作家突破人物单一化倾向，塑造出一批丰满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性格丰富性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1984年，刘再复《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等一系列文章(刘再复：《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指出，任何性格中都存在正反两极，并由此构成人物的无限多样性。对二重组合理论，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陈涌、姚雪垠分别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进行批评，目前尚在讨论中。